西夏皇帝尊号考略

西夏自1038年正式立国后,先后共出现过十位皇帝,他们笃信佛教,佛事活动频繁而兴盛。皇帝或皇太后的尊号时常出现在西夏佛经题记当中,在缺乏纪年的情况下,弄清楚每个皇帝的尊号有助于我们大致判断佛经施写、刻印的时间。根据已公布的西夏佛经文献,我们知道了其中四位皇帝的尊号,且每位皇帝还不止一个尊号,这对研究西夏佛教的发展和佛经流传情况有一定帮助。

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尊号与谥号探析

耶律德光是辽朝第二代皇帝,其先以契丹旧制柴册礼即汗位,上尊号"天皇王"即"天可汗",接着又以汉制即皇帝位,上尊号"嗣圣皇帝"。会同元年,后晋皇帝石敬瑭派使者上尊号"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死后没有上谥号,统和二十六年上谥号"孝武皇帝",重熙二十一年追增谥号"孝武惠文皇帝"。在碑刻中,以称尊号"嗣圣皇帝"或略称"嗣皇"者为多,反映了辽人对皇帝尊号的重视,是契丹人继承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可汗号的政治文化传统的表现。宋人误把尊号"嗣圣皇帝"当作谥号。

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尊号与谥号辨析

圣宗耶律隆绪是辽朝诸帝中较有作为的一位,其统治时期辽朝达到了鼎盛。其即皇位时尊号为"昭圣皇帝",之后有"天辅皇帝""至德广孝昭圣皇帝""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洪文宣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启元昭圣神赞天辅皇帝",谥号为"文武大孝宣皇帝"。《圣宗皇帝哀册》和宋人的记载可补《辽史》之不足,但宋人误把尊号"天辅皇帝"记为谥号。其尊号和谥号呈现了蕃汉杂糅的现象,说明契丹皇帝是境内蕃汉各族共主,体现了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统治政策。

日名制的产生与商王尊号

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干支纪时的叙事结构。卜辞中普遍出现的干支记日说明商人对干支的重视。其中天干的地位更重要,不仅可以记时,而且成为商代帝王的名号。日名制的形成并非由商王的生卒日期决定,而是商王后代根据其在位时的表现与政绩,结合天干本义的自然属性,给予的评价,带有一定的褒贬色彩,已经具有了谥号的性质。

浅谈越南封建帝王的年号、尊号、庙号和谥号

作为“汉文化圈”中的一个国家,古代的越南文化深受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其宫廷文化与中国宫廷文化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不如中国宫廷文化的内容那么丰富、繁杂。比如越南封建朝代纪年的年号和王室称谓所使用的尊号、庙号、谥号,其制度基本与中国相仿,甚至连用字也与中国近似,但某些方面也反映出越南封建文化的特色和个性。

宗教文化对维吾尔族人名、尊号的影响

文章从宗教文化的角度,以时间为线索,论述了维吾尔族历史上先后信奉的宗教在人名和尊号上的表现状况。

唐代尊号制度研究

尊号之制,是皇帝制度在唐代的新发展。唐朝之后,宋、辽、西夏甚至渤海国,都继承了尊号之制,甚至一直到清朝都有回响。表面上看,尊号只涉及皇帝,但事关政治理念和统治政策,并形成了一套程序性制度,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尊号之制创始于武则天,武周给唐朝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也有制度创设。利用尊号展现新政治理念,从此成为唐朝政治的一个新现象。尊号之制,绝非单纯的朝廷政治游戏,因为与大赦联结在一起,从而成为政治宣导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

辽朝皇帝尊号的特点及辽人重视尊号原因探析

辽朝皇帝从耶律阿保机建国伊始就有尊号,结合典籍和碑刻的记载发现,辽朝早期诸帝是举行柴册礼后上尊号的,而景宗以后诸帝是依汉制即位时便上尊号的。诸帝上尊号的时间多数选择在冬季,在上尊号的同时,基本上都进行改元,宣布大赦。相对于谥号和庙号,辽人较为重视尊号。圣宗以后的尊号中都有“孝”和“天”字,前者反映了辽中期以后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后者反映了“神道设教”、君权神授的政治内涵。辽人之所以重视尊号,是因为继承了自匈奴以来古代北方草原行国君主可汗(单于)称号的政治文化传统。

土默特部阿拉坦汗的尊号探讨

阿拉坦汗(1507—1581)是呼和浩特的奠基者,是呼和浩特·土默特(俗称西土默特)和喀喇沁·土默特(俗称东土默特)的一位最杰出的首领,也是继达延汗之后蒙古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军事家。阿拉坦汗在十六世纪蒙古历史舞台上的重要活动,早已被世界蒙古学界所注目,今天成为他们研究的重大课题。随着人们对阿拉坦汗业绩的深入研究,亦对标志他的历史功绩的尊号,尤其对他的汗号作了种种解释。

《元和十四年册尊号赦》时间辨正

《唐大诏令集》卷十有《元和十四年册尊号赦》一文。考《文苑英华》所录,题目为《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138页),则文本似应颁布于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且是时亦即唐宪宗受尊号並大赦之时。然检《旧唐书》卷一五《唐宪宗本纪下》载:元和十四年七月“辛巳,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是日,御宣政殿受册,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京畿今年秋税、青苗、榷酒等钱,每贯量放四百文;元和五年已前逋租赋并放。”

西夏文佛经款题中所冠帝、后尊号与西夏政制建构

区别于中原佛经款题的书写结构,西夏皇帝和皇太后在撰写佛经款题时会冠以“尊号”。结合“御译”“御校”“谨施”等词语以及佛经序言的内容发现,西夏文佛经款题中的“尊号”不单纯是政治名号,可能还蕴含着佛教意义上的“觉悟”。西夏的“尊号”制度是模仿唐宋的结果,与本国的社会现实存在冲突。从“尊号”的用字来看,佛教调和两者的冲突。佛教在加强西夏皇帝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也迎合了西夏僧俗的精神需要。

试论康熙不尚尊号

“尊号”一说,自唐朝始.此后,我国的不少封建帝王都乐于让臣下给他们上尊号,加头衔,以示至尊至贵,政绩卓著.尊号约有两种,一种是生前所上,一种是死后追加.而第一个于在位期间即不断加上尊号者乃是武则天.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纯属褒美颂扬之词的尊号却越加越长.至于这些帝王的政绩究竟如何,则当别论.即使他们毫无政绩可言,甚至昏庸无道,“尊号”也照加不误.其根本目的,无非是要人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借以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但是,清初定都北京的第二代皇帝康熙,却一再反对上尊号,多次表示“断不受此虚名”.这在历朝帝王中都是罕见的.本文拟从康熙在多次胜利的形势之下和他晚年前后,听到为其搞庆典而请上尊号时所持的一贯态度与原因,试作初步分析.

康熙帝屡拒群臣奉上尊号评析

唐高宗继秦始皇创“皇帝”,尊号后,又确立了公开由群臣屡上尊号的制度,导致朝中歌功颂德歪风,谥号亦失褒贬原意,变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工具。康熙在位61年,守成创业,立下勋功;但却屡拒上尊号,认为于朝政无益,且尊贵与否看实效,不在虚名。

康熙十二拒尊号

清朝的康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长达六十一年,几乎占清朝统治时间的四分之一。在这六十一年内,康熙守成兼创业,顺应国情民心,励精图治,平定三藩叛乱,收服台湾,粉碎少数民族中上层分子掀起的分裂阴谋,胜利地完成了巩固统一的战争,对抗御沙皇俄国的侵略,制止民族分裂,维护河山统一,作出了很大贡献。文治武功极一代之盛,诚不失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理所当然地赢得了高声重望。据清代史料记载,康熙从一六八一年平定三藩叛乱,到病死的前一年,即一七二一年,四十年内,每当军事征战或者政治半争取得重大胜利时,文臣武将,藩王贝勒和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要求给康熙上尊号,加徽号,歌功颂德,数达十二次之多;但是,康熙在胜利面前,在赞美声中,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从不“侈然自足,为无谓之润色”,总是“谦挹有素,终不之许”。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和《受禅表》碑及其艺术价值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和《受禅表》碑及其艺术价值张淑霞在我国历史上众多的“三绝碑”中，应该首推三国时期的“三绝碑”。“三绝碑”，本名《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和《受禅表》碑，通称《受禅碑》。现屹立在河南省许昌市西南３５华里的繁城镇献街魏文帝庙遗址上，刻于东汉...

我国书法艺术的贵珍遗产——《受禅表》与《上尊号奏》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曹魏封建王朝早己被历史埋葬,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书法艺术珍贵的遗产,这就是著名的《受禅表》和《上尊号奏》。这两通碑都在许昌南繁城(属临颍县)南门里献帝庙中,距“受禅台”遗址并不很远。两碑均为重要的历史文物。

“年号”“谥号”“庙号”“尊号”的区别

封建帝王有各种称谓,如＂年号＂＂谥号＂＂庙号＂＂尊号＂等。讲清这些称谓的内涵,辨明其间的区别,能丰富同学们的文史知识,也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些专名中蕴含的相关文化因素。

《上尊号碑》

【作品概况】《上尊号碑》全称《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又名《劝进碑》，与《受禅表》所刻时间、地点均相同，二碑一直并称。碑文记东汉献帝末年，华歆、贾诩、王朗等对曹丕的劝进之事。无立碑年月，清代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提及《上尊号碑》当在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而刻于魏黄初之后。前人传为梁鹄或钟繇书，无确据。碑阳22行，碑阴10行，行各49字。隶书。原石现存河南，临颍县汉献帝庙。

皇者煌煌——皇帝的尊号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秦王赢政认为王的名号对他已经不适用，于是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成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当时的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大臣与博士商议之后，上书称：“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