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上海尊师运动述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政府从提高教师薪金和补助救济两方面安定教师生活,但由于物价飞涨,教师生活依然困苦。1946年3月,在民众团体呼吁与教师罢教的压力下,上海市教育局决定发起“尊师运动”,以募集捐款及实物,救济教师。与此同时,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亦发起“敬师运动”,通过举办球赛、游艺、实物捐等活动筹集资金,救助贫困教师。但上海市教育局对“敬师运动”多有压制,且其“尊师运动”进展也不顺利。为突破困境,使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教育局和学团联协商,决定联合起来,成立新的“尊师运动委员会”,尊师运动遂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从尊师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成效来看,以筹募尊师金来救助教师的尊师运动仅是安定教师生活、度过教育危机的安抚和治标之策,尊师运动并未完成预期目标,且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治标成效也不尽如人意。

“尊师”与“献金”:战后上海市教育局的“尊师”困境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情况尤为严重,物价指数与工资严重脱节,公教人员大受影响,引发市立中学教师怠教。以市校教师怠教事件为契机,上海市教育局发起成立尊师运动委员会,“尊师”运动开始发轫。运动开展后,上海市教育局与尊师运动委员会互相配合,教育局以“尊师金”担保贷款并发起募捐,尊师运动委员会以“尊师”为号召广泛发动义募,成为当时舆论焦点。市政当局不遗余力,明星名人上阵义募,万名学生沿街劝募,尊师募捐掀起高潮。政府主导的“义募”带动了社会自发的“自募”,“募”的热情大大激发,而“捐”的热情却难升华。募捐本应出于自愿,在尊师运动中,屡屡出现学校借尊师之名强令学生家长“献金”之事。随着以“尊师”为名之“献金”由私校扩展到市校,“尊师金”变为了上海各中小学常规性的征收款项。“尊师金”变“捐”为“收”,由自觉性募捐成为公开性收费,尊师运动发生“变奏”。为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借着尊师运动这股东风,上海市教育局决定由市立学校公开向学生家长征收“尊师金”。教育局出台公开征收尊师金政策,遭到家长和舆论的强烈反对,仅仅一月即在市参议会议决下停征。捐款分配矛盾重重,强制“献金”不再重开。市政当局陷入既要提高教师待遇又难以突破财政困局,既想改善教师生活又无法强制献金的双重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