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粮食量器——对于商代陶大口尊用途的探讨

陶大口尊是商代陶器群中比较常见的陶器之一,也可以说是商代独有的一种陶器品种。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遗址(原报告的三期与四期)和郑州商代中期遗址(即商代二里冈期下层与上层),以及安旧“殷墟”商代晚期遗址等大型遗址和城市遗址中,都出土有数量较多的陶大口尊。而且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部分陶大口尊口沿内侧,还多刻划有一个或二个以记数字为主的陶文记号。这些记数字的陶文记号多刻划在陶大口尊的口沿上.

一本与一统:试论丧服中尊统的生成

通过丧服体系理解中国人伦关系的尝试,超越了差序格局式的平面化认识,但对尊尊之外推的特性仍缺乏恰当理解。亲亲尊尊都由一本而生,体现为丧服体系以父子关系为内核,父之于子既是至亲又是至尊,至尊生于至亲,至亲又成于至尊。君子能由尊父而推尊父之父、父之先祖,更能体父之志承继大宗尊统。亲亲故尊祖,亲亲之道亦得尊祖之道乃全。宗法体系下正尊之一统,是以至亲至尊之父为一本的推展和延伸,尊统蕴含在一本的生命体验中。正如亲亲自然体现为亲以及亲的递杀,尊尊则自然体现为尊其所尊、永不衰竭的一统。尊尊之统与亲亲之杀共同构成丧服体系外推的根本动力,亲亲之杀以尊尊之统为纲领。

希圣与尊经——扬雄和刘歆的“复古”路径及其脉络辨析

扬雄和刘歆可谓经学发展史上节点式的人物,面对西汉末年博士经学的颓态,他们希望通过“复古”回到儒学最初的根本,然取径相异:扬雄缵绪圣人之所为,广圣道、拟众经;刘歆则在汉代官方立学原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广学、正经、诂经来变革利禄之学的衰局。纵览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可知扬雄希圣拟经的行为实际上同儒学“博采诸学,折中于一”的子学自新精神一脉相承,与司马迁和董仲舒可归为一类,在西汉儒学中自有其位置;刘歆其人其学仍在西汉今文经学统序之中,其援古济今的经学革新努力虽然是中央官学内部的调整,但将儒生的视线从固化了的师法转移回了经典文本之上,有意无意间导引了训经诂圣的后汉经学路径。

禄利、价值与政局:朱彝尊与徐乾学交游论

清初权臣徐乾学与一代文儒朱彝尊志趣投合、互有短长,两人缔结文士之交后又因仕宦际遇而续增同僚之谊。便二人往来颇有断续,禄利与价值系徐、朱交谊中断与赓续之根本,而作为影响二人交谊走势重要因素的仕宦擢罢,实皆取决于康熙皇帝于政治时局之布控。徐乾学与朱彝尊交谊案例既体现徐、朱二氏品性胸襟的差异,又映射出当时利益为先,充满暗算、倾轧与妥协的士人众生面相与复杂官场生态,而二人的仕宦遭际又从更深层面反映出清初政局的变化与政策的相应调整。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尚德尊法成就书法艺术新辉煌

通过对历代书论中有关“德”“正人心”“开圣道”等书法尚德尊法人文精神的梳理阐释,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是最高的境界”“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明大德、立大德”“用明德引领风尚”等文艺工作重要精神,倡导新时代书法工作者和书学者要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时代文化新使命,尊法尚德成就书法艺术新辉煌。

试论幕府末期日本水户藩的尊王思想

作为前近代日本朱子学派的重要支派之一,德川光圀开拓的水户学派以推崇并提倡“尊王攘夷”思想而闻名于世。审视江户时代,尤其是幕府末期,尽管日本接受了缘起中国的这一思想,却对孟子的革命思想、朱子学的大义名分加以转化,令它转换为将皇室、幕府、诸侯、臣民凝聚为一体的正统观念;尽管日本将这一思想落实到水户藩主持的《大日本史》编撰事业之中,却在中国儒者朱舜水的支持下,令它成就了一段以日本、日本史为核心的历史撰述;尽管日本未曾彻底否定所谓的“华夷秩序”,却通过这一思想的诠释,令它成为反对以中国为中心,标榜“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思想源泉;尽管日本在江户时期遭遇到来自西方思想的冲击,“攘夷”由此也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却依据神话传说、时代演绎、儒佛对话的历史叙事,借助它而树立起以神道为中心的日本主义思想,整体而言,在幕府末期,尽管来自中国的“尊王攘夷”思想在日本得以传承、演绎,最后成为本土化的神国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却也经历了不少的误读与曲解,产生了不小的冲突与对抗。因此,梳理这一思想在日本的流变轨迹,可以为我们把握原典、找寻问题、构筑批评、形成对话,乃至正确地理解与把握这一范畴提供一条线索。

朱彝尊节序词的再经典化研究

朱彝尊存词五百余阙,其节序词数量众多且蕴含丰富的文化意蕴,以节序词为索引,可以窥见不同历史阶段和语境下朱彝尊的创作心态,且朱彝尊之词取法南宋,尤推姜张,体现出词学宗尚上的去经典化特征。朱彝尊通过对词体形式进行规范,达到复归醇雅的目的,集中体现在他对于字句的锤炼和典故的化用,这些都推动了朱彝尊节序词的再经典化。在这样一个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中,朱彝尊的节序词引领了清中后期节序词的风格走向,同时可以领略节序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朽魅力。

夏丏尊作文教学思想及当代启示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审视语文学科建立之初的教育家的作文教学思想,对作文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夏丏尊作文教学思想,得出当代启示:培养读者意识,体现自我人格,培养良好的写作习惯。这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作文观、提高作文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破体与尊体:刘熙载“以诗论词”的价值与局限

刘熙载秉承清代词学尊体的追求,在《艺概》中多处运用“以诗论词”的方法,将诗及诗话引入词论中,其范围涵盖了词作、功能、作品等方面,意在打破诗词界限,使词向诗靠拢。“以诗论词”是刘熙载本人的论词倾向和审美趣味的具体反映,也是清代词体推尊进程的重要环节。

明清词韵学的辨体视野与尊体策略

明清时期的词韵辨体视野不一,具体表现为:明中期至清中期所选择的辨异对象或为近体诗,或为曲,或为乐府古诗,各家常以破体关联另一体之法来强化辨异,呈现出辨破结合的特点;清中后期逐渐回归词体,转向词体内部探求韵法,辨而不破。不同的辨体视野,源于诸家不同的尊体策略。明清词韵学之尊体策略经历了“曲化合乐—格律稽古—寻源释韵—回归词体”的演进,辨体视野相应地经历了“关联曲以与诗辨—关联诗以与曲辨—与古乐府之通与辨—辨而不破”的演变。不同层面、不同途径的音律观照,是造成明清词韵学辨体视野不一、尊体策略各异的内在原因。

论梁启超与胡适“戴震学”阐释的同尊异由

1920年代,在科学玄学论战的背景下,梁启超与胡适同时提出了对于戴震学术的新阐释与新发明,一称戴震的治学方法已然具有西方科学精神的雏形,二谓戴震哲学具有西洋现代哲学色彩,共同推动戴震形象向“科学家”“哲学家”转移。两人对于“戴震学”的新阐释存在着不同,梁启超重“情感”,胡适主“知识”。这不仅体现出二人学术及思想差异,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学术现代化思索的多歧性。

数字化展览对于犀尊美学特征的阐释

“数说犀尊”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首个自主策划的数字化展览,展览以多媒体的形式对国博馆藏代表性文物错金银云纹铜犀尊进行展示,并采用数字化的策展思路,聚焦对犀尊的工艺、造型和纹饰三方面美学特征集中呈现和阐释,通过介绍文物检测研究和数字化采集等工作在展览中的最新应用,展现现代科技给博物馆带来的无限可能。

江顺诒《词学集成》的尊体意识及文化心理

尊体是词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也是近代词体批评极为关注的问题。江顺诒《词学集成》作为首部系统的词学批评史论著,建立于批评之再批评基础上的尊体意识贯穿其始终。《词学集成》中部分论断的前后矛盾,折射出其尊体意识的复杂性。一方面,从雅正与经学化的角度来推尊词体;另一方面,《词学集成》为词体论溯本清源,以音律论、词境论寻词体之独特本质,反映出其词学批评对常、浙两派的融合与突破,体现出近代词论家复杂的文化心态。

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析论

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是一部账簿式简明藏书目录,以“心事数茎白发”等24字编号,大部分图书条目有且仅有书名与册数两项要素。借助各类文献的比勘互证,可以考证出多数图书的作者、卷数等隐藏信息。整部书目著录图书的数量,粗略估算有780种、5000册、24000卷左右,并且多数字号之间的册数、卷数相对平均,应是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分箱储存状态。该书目的编成时间应当不会早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但下限目前尚不能完全明确。

好古·崇晋·尊唐:戴表元对前代诗学接受的三个向度

作为宋末元初重要的学者、诗人与诗论家,戴表元的诗论与其学养密不可分。因此,从其思想层面讨论其诗学,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其诗学的理解。出于对宋末士人务虚、庸俗的鄙夷,戴表元向慕三代,因之倡言好古。戴表元在学问上追仰三代,在此好古思想的指引下,他广泛而有针对性地汲取前代诗学之优点而针砭当时诗坛,其中又以对“晋”与“唐”两种范式的讨论最为究心。可以说,出于对前宋覆灭的反思而来的好古思想是其对前代诗学接受的根本,而“崇晋”与“尊唐”则是两翼。从思想的层面出发揭示戴表元的前代诗学接受,将使得我们对其诗论有更为立体与深刻的理解。

旁搜博采 考校精详——新出点校整理本《朱彝尊全集》读后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整理本《朱彝尊全集》,是朱氏著作第一次全面点校整理,体量庞大,网罗富赡,在辑佚、标点、校勘等方面均达较高水平。该书旁搜博采,系统全面,酌选底本,多方参校,精校细勘,精益求精,为朱彝尊研究、明清之际文学研究、清初学术思想研究及浙派学术研究等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必定会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朱彝尊与易堂诸子交谊考述

朱彝尊与魏禧相识于扬州,因二人年龄、经历、出身与职志等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逐渐结为至交。诗文方面,朱氏不仅与魏禧有密切的交流,与其兄魏际瑞亦有书信往来。朱彝尊与曾灿相识于京师,游处累月,朱氏仕清后,重逢于苏州,因身份迥异,曾氏遂有“云泥之叹”。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氏因小事被谪官,其心境为之转变,希冀通过曾灿与魏禧之侄魏世傚搭建与“南园词客”接续前谊的桥梁。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尊体、辨体思想及其成因

1908年,王国维选取《人间词话》手稿中64则发表于《国粹学报》,《国粹学报》本涉及“尊体”的词话以诗为参照标准,强调诗与词的共通性。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间词话》删稿中涉及诗词之别的词话有着强烈的“辨体”色彩。在对《人间词话》手稿、《国粹学报》本和《人间词话》删稿比较后,可发现王国维继承常州词派的“尊体”观念的同时,有意消解“辨体”观念,将“尊体”作为提升词体地位的首要方法。对比参阅《人间词话》手稿本、《国粹学报》本和《人间词话》删稿,结合词体的音乐性特征以及古代词论家对“诗人之词”和“学人之词”的论述,有助于探源和解读这一症候。

现存朱彝尊旧藏经部图书知见录

朱彝尊是清代最具代表性的藏书家之一,探明其旧藏图书的遗存现状,是富有价值的一项研究课题。经部图书是朱彝尊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知仍然存世者尚有四十余种。以提要的形式,简要介绍这些图书的作者、卷帙、版本、钤印、著录等基本信息,可以略窥朱彝尊藏书的丰富面貌,并为相关藏书史、学术史议题的拓展与深化讨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