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王闿运与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基于《湘绮楼日记》的考察

王闿运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他曾于1878年至1886年主持四川尊经书院,是四川教育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是其教育生涯的一个重要侧面。《湘绮楼日记》是研究王闿运思想、教育活动以及清末民初政治、人物、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因此,文章基于对《湘绮楼日记》的考察,分析王闿运与尊经书院的教育改革。王闿运受聘为尊经书院山长,是由四川总督丁宝桢一力促成。入院主教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包括重视日常礼教、革除积弊陋习、恢复书院藏书功能等。他倡导实施实学教育,以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为根脉,以经、史、词章等为教学内容。此外,王闿运非常注重书院的考课制度,亲自参与课卷的评定。在掌教尊经书院期间,王闿运在学术和生活上与院生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为蜀地造就了一批杰出人才,促进了蜀地学风、士风的转变。其教育规式成为全川学府学习的典范,对晚清时期的四川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

四川尊经书院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时,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肩负起"绍先哲,起蜀学"的学术使命,经过张之洞、王闿运的精心规划和整饬,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尊经书院为中心,是准确把握近代蜀学特质的基本途径,必须由此出发,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满意的解释。

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史事考

王闿运受聘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是影响四川近代学术教育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表面上看似简单,常被史家所忽略。其实此事的背景经过,当事人的初衷打算,以及其中的变幻曲折,牵涉甚广、异常复杂。从具体微观的研究角度搜寻线索,探讨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的历史真相,可补前史之阙。

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遗文考释

张之洞在晚清的政坛、学界均有重要地位,其著述向来受学界重视。《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有同治十三年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时的牌文一篇,尚不为学界所知。牌文内容涉及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期间创办尊经书院时的背景、经费、拟名、延师、生源、膏火等信息,是迄今所见张之洞最早的公牍文章。

试论尊经书院与四川士林风气的变化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人杰地灵,自远古的巴蜀以来,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代代不乏人才。然而有清以来,四川却学术衰微,人才凋敝,士林风气败坏。直到19世纪70—80年代,四川的士林风气才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蜀学得到振兴,人才也不断地涌现。考其变化发生的原因与成都尊经书院的建立有密切的关系。故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以就教方家。

概述四川尊经书院的刻书

尊经书院和锦江书院一样,是清末四川的两大官办最高学府。它所从事的刻书活动在四川近代文化、教育和出版史上都有显著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就尊经书院的刻书情况作一概述。 一 尊经书院的刻书经过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洋务派兴起之后,主张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以自强御侮,在文化教育上,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改良教育、变法文化是中国富强的一条重要途径。

张之洞与尊经书院

迄今为止,史学界对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重视教育,开启民智,兴办一系列新式学堂的历史性贡献,多有论述,而对张之洞的早期办学活动则很少涉及。本文试图通过对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的考察,探寻其早期教育思想的脉络,正确认识张之洞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873年,正值盛年的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上任伊始,即针对成都乡试中冒名顶替,贿赂考官,武童打闹试场等积弊,雷厉风行地予以整顿治理,很快取得了成效。与此同时。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四川尊經院生補正——兼探《四川尊經書院舉貢題名碑》中的官年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著録了不少四川尊經書院生徒,其中王蔭槐、蘇兆奎等人的生卒年需要訂正,鄒增祜、邵從恩等進士的生卒年可以補充。此外,兩位仁壽籍毛姓院生——毛澄和毛瀚豐,容易誤作一人,需要注意區分。根據其他資料參證可知,《四川尊經書院舉貢題名碑》中也存在官年現象。

尊经书院对晚清巴蜀地区文化教育的影响

晚清巴蜀地区地理封闭,传统蜀学凋零,同时新学不昌,薛焕等人请建新书院。光绪元年,尊经书院招生开学。从成立到改制,尊经书院只存在二十七年,而在此期间,它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风,成为蜀中文化教育的楷模。传统蜀学不仅得到继承,更与湘学交汇,有新的发展。同时,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新学传入蜀地,尊经学子们以尊经书院为基地将新学广泛传播,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而后尊经书院改制成学堂,也促进巴蜀地区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薛焕创办尊经书院的前前后后

薛焕(1815—1880),是从宜宾走出的晚清头品顶戴总理衙门大臣。致仕后,联络士绅自筹资金在成都创办"中体西用"的尊经书院,宜宾因此与今四川大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京办洋务受挫回乡欲筹办书院在那长期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复兴中华,薛焕率先在中国实施洋务,并作出卓越贡献,却被时人误会而备受打击。特别是清同治四年(1865),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在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斗争中失败,并被免去议政王后,薛焕在京办事更处处掣肘。

近代新式书院孕育社会改良——读魏红翎《成都尊经书院史》

2017年夏,收到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魏红翎女士赠送的新著《成都尊经书院史》(巴蜀书社2016年版,以下引述均称魏著),十分高兴。前几年,在撰写《成都通史》清代卷时,笔者就曾关注在近代改良主义思潮影响下成都兴办的尊经书院,读过许多有关尊经书院的资料,也曾与一些师友交换过意见,表达过一些浅见。读到这部分量不轻的专著,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部尊经书院史,是在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应当是荟萃诸家成果,又融会贯通之后完成的,是一部十分用功较为完善的著作。

王闓運與尊經書院

尊經書院在四川近現代史上有着極爲重要的地位,對四川近現代人才培養及推進近現代四川社會文化轉變都起到重要作用。張之洞是尊經書院的創建者,有篳路藍縷之功,而王闓運主掌尊經書院八年之久,其推出諸多改進書院的措施,尤其是在整頓院風、士風與學風改進上出力頗巨。在王闓運的苦心經營下,尊經書院無論是在人才培養方面還是在學術發展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績,使書院達於鼎盛。

从书院教育的角度看《书目答问》的编撰

《书目答问》初刻于四川省城尊经书院,其编撰意图并非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而是与张之洞的学政身份密切相关。在书院草创、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绝非易事,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为蓝本,是《书目答问》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

张栻与主闿运——蜀湘学术文化交流与书院教育

在研究中国书院史时,有两位相隔近七个世纪的文化名人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生于南宋初年的四川绵竹人张栻,一个是生于清朝道光年间的湖南学者王闿运。这两个学者各自在湘、蜀两省主掌书院,授徒讲学,传播学术文化;前者为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后者开蜀中一代学风,对湖、蜀两省的学术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两个学者学术活动及教学方法上的阐述,从一个侧面来比较和论述蜀湘文化的交流及书院教育,藉以抛砖引玉,求正于方家。

晚清回族名儒薛时雨书院经历考论

晚清回族名儒薛时雨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就积极参与地方书院事务,后来主讲杭州崇文书院、南京尊经书院和惜阴书院,长达二十年之久。他在书院史上的贡献:一是将书院景观与造士为文相联系,赋予书院景观以象征意义,在文学地理的微观理论方面独树一帜;二是有知人之鉴,培育人才众多,尤其是选拔了不少寒士,在晚清东南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三是编刊书院课艺总集达十种之多,这些总集保存了不少东南名士的书院习作,在书院文献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王闿运两位弟子的尊师对联

王闿运(1833——1916年),字壬秋,号湘绮,近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教育家。湖南省湘潭县人。曾四处讲学,可谓桃李满天下。清末授翰林院检讨,辛亥革命后曾任清史馆馆长。近代著名洋务派人物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兴办尊经书院,聘请王闿运为山长,“蜀才”五少年杨锐、廖平、张祥龄、彭毓嵩、毛瀚丰都是尊经书院学生,自然也是王闿运的高门弟子,师生之间时有学术争鸣,民主空气浓厚。

论王闿运执掌四川尊经书院期间的礼制教育及其意义

清末著名学者王闿运以重视“三礼”研究而自成一格,在其担任书院山长期间,不遗余力推行礼乐教化,颇具特色。此前,由于资料缺乏,对其礼教活动的具体情况不甚明了。新近发现的《癸甲襄校录》详细记载了王氏当时组织举办大型礼仪活动的情况,足以弥补这方面的欠缺。从中可以发现王闿运在这类活动中绝非单纯的沿袭,而是实施了一系列创新性变革,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由此也折射出清末礼仪活动发展的新动向。在此基础上,王闿运还推行了一系列教学活动,形成了有一定体系、颇具成效的礼制教学模式,其工作建构了以书院为核心实施大型礼仪活动的路径;并真正体现以师为尊,师生互相尊重的理念;同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对当时作为移民大省的四川重建蜀学传统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