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维崧“尊词体”的文化性格动因

陈维崧是清初词坛"尊词体"的倡导者,一生致力于词的创作、批评和文体价值的提升,在清初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时代变迁、师友交游与家庭背景共同铸就了陈维崧的文化性格,这一文化性格又成为陈维崧尊词体最深切的动因。以陈维崧的文化性格为切入口,讨论文学潮流发生时文学领袖的独特个性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从而为清词及文学流派研究提供具有标本意义的案例。

试论尊词与轻词──兼评苏轼词学观

试论尊词与轻词──兼评苏轼词学观刘石长期以来，论者认为，传统词家和词论家是轻视词体的，“以诗为词”及鼓吹“以诗为词”的人们才是尊重词体的代表。原因是，前者严分诗词畛域，把词局限在以清切婉丽之辞，写缠绵绮靡之情。后者主张多方打破诗词界限，把词当成“诗的...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常州词派──兼评常州派尊体是“虚假、歪曲”说

常州词派是继浙西词派而兴起的，并在与浙派对垒中取而代之，成为清中叶至晚清词坛主流。鉴于有学者斥常州振“尊体”为“歪曲的”、“虚假的”、“是封建卫道士的骗术”，本文认为：1、常派词论主张与浙派是异中有同，不应片面地专攻常派；2、常浙两派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常派代替浙派，是一种进步；3、常派也是独特地域造就的，不能离开当时常州各大学派孤立地评价常州词派；4、常派张惠言既是词人，又是经学大师，后继者周济则是史学家，他们以其学养与词的美感特质做了巧妙的结合，不应唯心地追查其词论的动机。

论清词“尊体”说

本文从历史、词人、词论与作品的结合上，论述了“词学滥觞于唐，流衍于五代，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清词的“复兴”表现在“尊词体”上。词从过去被视为“小道”、“小技”、“艳科”、“诗庄词媚”到词有“见识多，说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词亦有史”的作用，使词获得尊体的地位。“尊词体”同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冲破传统桎梏的过程。但只有进入清代，才步上轨道，而成为作家、评论家以至社会舆论的共识。

“诗变为词”说辨证

"诗变为词"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流行甚广,近代以来也常常成为人们描述中国诗歌史演进的逻辑框架。"词"已经主要不是歌场之"曲",而是开始被视为一种有别于"诗"的案头文字,这是"诗变为词"说产生的历史语境。古人所谓"诗变为词"主要有三种含义:一、古人也有从文体演变的角度讨论"诗"变为"词"的,但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诗变为词"说恰恰是不能成立的命题;二、"诗变为词"有时隐喻着诗尊词卑的价值评判;三、"诗变为词"有时则主要用来说明歌场文坛风尚的变迁,即"诗唱"为"词唱"所取代。故对古人的"诗变为词"说,今人应有"了解之同情",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或肯定,更不宜不加辨析,直接借用。

论陈维崧以诗为词的创作特征及其意义

陈维崧为清代词坛的巨擘。他以极具个性化的创作为清词中兴奠定了基础。陈维崧革新词体内容的具体方法是以诗为词。本文将从探讨陈维崧的词学观入手 ,分别从迦陵词的崇情尚真、道德化内容的增多、大量引进现实政治内容及发意志怪等四个方面 ,对他以诗为词的创作特征进行深入分析 ,同时还总结了他这样做的意义和局限。很显然 ,陈维崧以诗为词的目的是在于扩大词的表现领域 ,推尊词体的价值 。

明末词学雅化的苗裔——陈子龙词学理论及其在词学史中的地位

云间词派以突出的词学理论与创作表现振兴明词之衰,并开启了清词中兴之格局。该派的主将陈子龙被誉为"明词第一",且其词学理论在明清之交的词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历来针对陈子龙词学理论的探讨却非常有限,论文从承传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陈子龙的词学理论,以见其在词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并确立其对于明代与清代词学之承传、融通、影响的词史地位。全文先从其重要的词学观点入手,探讨其复古源流观、辨体论、词境说、风骚寄托说、体性观、审美技巧论,透过这些观点的阐述以见陈子龙的词论在词史的重要位置,他在明词中衰的困境中接续了词统的最早努力,开启了清代词坛的盛衰之辨与南北宋之争,使词既能维护其本质特性,又可朝雅化尊体的路上前进,为清代词论写下了第一页。陈子龙代表明末词坛雅化的星星之火,即将在清代成为燎原之势。

谈张惠言的尊体理论

【正】 清代是词的复兴时期,不仅作者如林,而且流派迭出。清初,浙西词派盛极一时,朱彝尊开其端,樊树振其绪,郭频伽扬其波。此派崇尚醇雅,专主南宋,推尊姜张。其末流走问空疏滑易,于是常州词派于乾嘉年间乘机而起。创始人是张惠言,在他周围集合着一批张氏的友朋门人为其羽翼。至道年间,周济恢宏疆城,成为常州词派的集大成者。延至同光年间,谭献、冯煦、陈廷烨、蒋敦复蜂拥而出,常州词派可谓后继得人。

周济对张惠言词论的修正

常州派的创始人张惠言以上溯风骚而尊词体,以比兴奇托而救渐派空疏之弊,其功不可谓不大。但一种新理论的兴起,一方面有扭转风气之功,一方面又不够完善,常常矫枉过正,于是后起诸生补苴罅漏,使其论益为公允精到。张氏既殁,周济步武其后。

顾贞观词学理论论析

顾贞观的词学理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崇尚自然、推尊词体、抒发性灵。其意义在于:对当时流连《花间》《草堂》以致藻饰堆积和浙西词派过分追求形式技巧的现状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从源流和质变论上推尊词体,主张比兴寄托,有的放矢,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在阳羡、浙西之外,独抒性灵,为词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谈张惠言的尊体理论

清代是词的复兴时期,不仅作者如林,而且流派迭出。清初,浙西词派盛极一时,朱彝尊开其端,厉樊榭振其绪,郭频伽杨其波。此派崇尚醇雅,专主南宋,推尊姜张。其末流走向空疏滑易,于是常州词派于乾嘉年间乘机而起。创始人是张惠言,在他周围集合着一批张氏的友朋门人为其羽翼。至嘉道年间,周济恢宏疆域,成为常州词派的集大成者。延至同光年问,谭献。

思鲈何似思花去——向子諲咏物词研究

由"雍熙相国之胄,宪肃钦圣之家"的承平贵戚转变为转战南北,"可以扶持三纲"忠节大臣的向子諲是两宋之交创作咏物词数量众多的词人。其词集《酒边集》一卷176首词中,咏物词足有52篇。所咏之物包括岩桂、梅花、雪、月、荼蘼、琼花、瑞香等具备美好品质的事物。向子諲的咏物词呈现出写词如画,继承苏轼传统推尊词体,"词可以群",继承"香草美人"传统的艺术特色,自主创造有我之境。向子諲的咏物词创作在唐宋咏物词创作进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词二义:酒之尊与人之尊

“尊”这个字一词二义,既是盛酒器的通名,又指人的地位身份之尊贵。“酒之尊”与“人之尊”,两者存在内在联系。“尊”之尊贵一义,是从酒尊的等级功能派生出来的。青铜礼器或酒器的“高耸”与“高贵”,以及酒器使用“以小为贵”,表明酒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标识人之尊卑。“尊”作为动词的意思是置酒、奉酒,“置酒曰尊”“奉酒曰尊”表明青铜礼器具有可炫耀性。与“尊”相对的是“卑”。清人认为“卑”字与饮酒器“椑”相关。椑榼是低矮、低贱的酒器,它与高耸、高贵的青铜酒器构成两极。“酒之尊”与“人之尊”的关系显示,前行政化时代的身份地位在更大程度上借助于物化可视方式来标识,带有浓厚的原生性。

百年歌哭谁知我——读王鹏运的两首《沁园春》

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词,发展到近代,从内容到形式都不知不觉地起了变化,许多大家在尊词体的旗帜下,均强调词应具备"诗骚"的重大内涵,在微末的感性活动的描绘中,寄寓深沉的社会的政治的思想意蕴。比如王鹏运的两首《沁园春》,便使我们约略窥探19世纪末词人的思考和心绪。同是清季四大词人之一的朱祖谋,更发挥词委婉蕴藉的特长,来寄托他对故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对光第的沉痛哀悼。而生活于改良维新思潮中的谭嗣同,虽置身风光——美景,却不忘关情国家民族,其高迥的诗境远远超越前人。

渔家傲·腊月年光如激浪

腊月年光如激浪，冻云欲折寒根向。谢女雪诗真绝唱。无比况，长堤柳絮飞来往。便好开尊夸酒量，酒阑莫遣笙歌放。此去青春都一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