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井氏采邑看西周世卿制度的尊贤功能

关于西周井氏家族,过去有学者认为是商代井方之后,姜姓,居于关中西部凤翔一带。实际上,井氏当为邢侯子裔,姬姓,采邑在扶风周原一带。畿内井氏从畿外邢侯公室中分化而出,是西周中期执掌王室大政的一个显赫世族。其分支井伯氏、井叔氏有几代人先后担任王朝卿士,成为周天子的肱股之臣。从井氏采邑看西周世卿制度,并非如通常所说世族政治完全与建官用贤绝缘。世卿制度以采邑制为基础,固然使王室任官范围受到严重局限,致使只有少数姬姓贵族子弟可以入为王朝卿士,但就姬姓贵族内部来说,世卿世禄并不是绝对的。世卿制度本身亦有尊贤的机制,是一个"亲亲"与"尊贤"相辅为用的矛盾统一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持王室官员的精英化和朝廷的政治活力。

“亲亲”与“尊贤”:前国家时代的政治遗产

前国家时代的部落首领和管理人员通过氏族内部民主推选方式产生,基于"血缘"的亲族关系与基于"地缘"的个人才能是这一过程中考虑的两项基本因素。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如果地缘因素得到优先发展,人类政体就会走上古典希腊、罗马式的国家发展道路,"尊贤"(民主选举)就成为擢举政治人才的主要途径;相反地,如果血缘因素得到倚重,人类政体就会走向古代中国式的国家发展道路,"亲亲"(家族统治)就成为擢举政治人才的首要方式。先秦时期偏重"亲亲"而兼顾"尊贤"的传统,是中国前国家时代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

春秋时代晋国尊贤尚功与世卿世禄制度探析

春秋时期晋国为了消除同姓兄弟对国君地位的威胁,采取“尽逐群公子”甚至“灭公族”的手段,使晋国公室大大削弱。与此同时,晋国建立起尊贤尚功制度。而由于当时世袭制度不能消除,因此军功贵族向世袭大族嬗变,进而逐渐垄断了晋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力,最终导致了“三家分晋”的结局。世卿世禄制度是威胁晋国的最危险的根源。

“尊贤型”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研究——以山西票号为例

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作为组织竞争优势的来源一直是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明确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的内涵及其应用边界对企业有很大的意义。本文以山西票号为分析对象,探索中国文化情境下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的内涵。通过严格的文本分析得出结论: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包括慎重选人、充分授权、培育员工、共享利益以及多维约束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以"尊贤"作为其核心理念,并强调从激励员工和约束员工两个方向协同作用,引导员工贡献于组织绩效。"尊贤型"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在智力密集型行业更有效率。

“尊贤”与“使民”，《论语》的人才观

人才是管理之宝,有好的人才是治理好一个国家或管理好一个组织重要的要素。孔子亦高度的重视人才的重要性,然而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学在官府"的时代。因此,孔子才创办了"私学",使平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为社会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

论孔、孟德位观的异同:以亲亲与尊贤的张力为中心

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德位合一”,不过,如何理解并实现德位合一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形态。古人认为“德”可以通过血缘传递,因此德位合一表现为亲位合一。周人挑战了殷人对“德”的垄断,但宗法制并未改变亲位合一的格局,最终难以避免德位分离的问题。儒家虽然意识到成德依赖个人修养而与血缘无关,但又认为亲亲是个人道德的基础,并在社会政治层面坚持家国同构和公私领域的连续性,不愿放弃宗法制,这导致了亲亲和尊贤在公领域中的张力。孔、孟德位观的差异即源于如何处理这种张力:孔子把亲亲内化为仁德的起点,寓亲于德,修德称位,但没有直接提出以德定位,举贤才无法成为公领域的普遍原则;孟子原则上支持以德定位,确立了尊贤在公领域中的地位,因此,在孟子那里,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师友关系而非对父子关系的模拟。不过,孟子在君位问题上采取了调和策略,主张在宗法制内部做有限改良,提出“贵戚易位”的设想,以避免对既有秩序的冲击。

亲亲与尊贤:孔子仁爱思想的两重形态

孔子继承并改造亲亲、尊尊和贤贤,提出亲亲和尊贤,使之成为仁爱思想的两重基本形态。作为人的真感情,亲爱亲族是仁爱的初始形态,人类情感中蕴含的理性在推动社会交往的同时也提升人性。尊贤是仁爱在事理基础上的发展,用以调适亲亲不宜的社会关系。其通过贤者的节爱理宜,使现实事功与理想人格之统一于平治天下的实践。以人为本、仁智并举,具有帮助人们实现亲亲与尊贤在礼治与人格培养上的价值。

传承与发展:简论稷下学宫与我国尊师重道传统

稷下学宫是我国战国时期惟一的一所“官办”大学堂。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尊师重道教育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选贤思想述略

得贤则兴,失贤则亡,这是一条历史的基本法则,所谓“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①由此出发,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围绕任贤使能问题进行了相当广泛深入的思索和探讨,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认定尚贤尊贤、以贤为宝是招揽贤才必须首先具备的一种心理意识。春秋时楚国的大夫王孙圉就认为国有六宝,而以贤才为首。②《墨子·亲士》亦云“归(通“馈”)国宝,不如献贤进士。”但是,从招揽贤才的全过程来看,具有这种心理意识还只是一个起点,它只有化解为招贤纳贤的实际行动才有意义,所以,如何招揽人才。

“贤贤易色”小考

《论语》中"贤贤易色"句,后人有多种不同解读,大致可归为四种:"好贤如同好色""改好色之心而好贤""娶妻重德不重色""尊贤而改变容色"。第四种解读既符合儒家"尊贤"的主张,又能与下文内容统一,最接近于该文的本意。只是此处"易"字,当作"和易"之意为上。因而该句应解为"尊重贤人,和颜悦色。"

齐文化人才思想的流风遗韵——以叔孙通“起礼乐”为中心的考察

齐文化人才思想的核心要素为“尊贤上功”的根本指导思想、“大人才观”的选拔标准与“终身树人”的培养思想。通过论证齐国对薛地的长期统治与薛地盛行的礼乐文化与任侠文化、叔孙通“稷嗣君”封号与稷下学风的渊源,可以发现齐文化在薛地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并影响了身为薛人的叔孙通。通观叔孙通在为汉家“起礼乐”过程中对待人才的方式,本文认为其人才理念与齐文化人才思想基本一脉相承而又有新特征,具体表现为对“大人才观”选拔标准的细化与坚守。叔孙通躬身践行、重视时效的做法,不仅是齐文化“尊贤上功”人才思想的流风所及,也是以稷下学派为代表的、以“务为治”的中华文化精神与先秦士人品格的回响。

论胡安国《春秋传》亲亲思想

胡安国《春秋传》对儒家亲亲观念做了深入的论述。首先,他认为“孝悌为亲亲之核”,以自然的血缘生长秩序,强化伦理的孝悌义务,表达出对社会孝道礼制重构的希冀和愿景。其次,通过阐发“容隐为亲亲之直”,将“亲亲相隐”由维护血缘亲情为目的转化为尊君的政治统治工具,以容隐制度化解了情感与法律的冲突。再次,强调“昭穆为亲亲之义”,以义凸显亲亲与尊尊相互依存的并构关系。最后,提出“尊贤为亲亲之本”的人才选拔观念,体现人才对政治治理、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胡安国以亲亲构建的家国治理模式,对宋朝中兴之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稷下学宫的人才思想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的结晶,稷下学宫之所以在齐国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是齐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产物,是独具特色的齐地文化中结出的硕果。该文主要就稷下学宫的建立背景、稷下学宫的人才思想及其实践两方面展开论述,以春秋战国这一时代为背景,以人为中心,对稷下学宫人才思想及实践进行全方位、立体式考察,在充分运用基本史料和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全面分析稷下学宫时期特殊人才现象出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深层次原因,总结探索人才成长规律性问题,以史为鉴,让稷下学宫文化遗产在守得住、传承好的前提下,发挥更多带动作用。

论先秦儒家的尊贤思想

先秦诸子各派学说中都有对尊贤任能思想的强调,而儒家的尊贤思想尤具特色。孔子一方面从前代尊贤思想及实践中汲取养分,同时"尊贤"也是其仁学思想的必然要求,"举贤才"主张开拓出了儒家贤人政治的思想路线,他的私学教育实际就是一种培养贤才的实践;其后经孔门弟子、孟子、荀子的全力弘扬拓展,尊贤任能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核心理念,并一直贯穿在历代儒学发展的历程中,儒家由此形成个性鲜明的贤人政治传统。

管仲与齐文化

以政治家名世的管仲,其实还是一位文化伟人,他对齐文化和整个中国文化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其贡献之大绝不亚于他的政治业绩之大。以往的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这一点,如梁启超指出:“管子者,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其事业所影响,其功德所沾被,不徒在?..

论李自成的用人政策及其得失

李自成是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大顺开国皇帝。他在领导起义农民进行反抗明王朝黑暗统治的斗争中,为了实现“取天下”的斗争目标,推行农民军所提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主张,不仅把“尊贤礼士”作为自己的用人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广集人才,量才擢用,曾以“能尽用人所长”著称,从而建立了大顺政权。

子思的孝道思想及其文化意蕴——以出土文献为参照

综合考索《郭店楚墓竹简》与《孟子》《韩非子》《孔丛子》等文献得知,子思在继承孔子、曾子等孝道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孝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质,为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呼吁时人"为父绝君";尝试将孝与忠系连以解决二者的矛盾,从而使孝与忠、家与国有效结合;主张选才不唯孝,而要注重贤德并举,提出"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的论断。这与战国初期尊贤崇士的时代风气密不可分。作为圣人嫡传后裔,子思具有传承孔门思想文化的重任与自信。他踵武前贤,将先哲的孝道思想在系统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孝与忠系连的尝试对后世的孟子等人产生较大的影响。

论齐鲁建国方针反思中的不同意见

齐鲁文化研究,在改革形势的推动下正向深入发展.它不仅表现在山东地方刊物特辟栏目,进行专题讨论,而且表现在一些中央刊物上也发表有关文章,表示重视,这是标志学术繁荣的可喜现象.为了促进研究,开展必要的争鸣,笔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有关论点提出一些切磋,希望能够得到持论同志的指教.一、尊贤与亲亲根据有关文献的论述,齐鲁两国的建国方针是迥然不同的,即太公治齐奉行尊贤尚功,而周公治鲁奉行亲亲尚恩的方针.这两种具有对立特点的方针,发展到春秋中叶导致了齐强鲁弱的后果.这一现象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有些同志以两种文化路线的发展和影响为题,对它进行反思,试图为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提供历史借鉴.可是,由于他们对尊贤与亲亲这两种社会机制的了解。

论“湔祓”仪式——前国家时代“尊贤”之风与“家国一体”的碰撞

伊尹、微子启、管仲等先秦重要政治人物,曾为地位低下者或罪人,他们在得到君主重用前都受过祓礼。这个仪式是一种专门祛除人身秽气的巫术,旨在为受礼者告别卑贱走向高贵打通道路。《战国策·楚策四》"湔祓"一词,即追溯此礼,以寓士人仕宦之志。湔祓仪式源于原始社会的收养习俗,本质上是前国家时代"尊贤"之风与以"亲亲"为特点的"家国一体"政权形态两种文化因素相互碰撞的产物。

环境美德伦理的中国式话语体系建构

环境美德伦理以行为者的德性品质和行为者所在共同体的美好习俗、优良律法作为基本视角,探索复杂多变环境问题的伦理应对。德性的判定标准和应用伦理的本质内涵,共同要求当前我国环境美德伦理研究必须建构起独具特色的中国式话语体系,必须以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理论导向,同时重视吸收传统伦理中尊德尚贤的思想精髓。在环境保护中,传统的道德语言作为日常彝伦观念的反映应该得到现代性的转化,传统知足节俭的生活习惯和草偃风从的教化方式应该被更好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