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本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探析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 (互构与博弈 )。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 ,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大、小共同体交锋下的身份松弛——长时段下的经济史考察

按照大空间、长时段整体史的理念构想,中国的经济史可以以春秋战国及唐宋为两个分水岭划分为三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从汉到唐这一长时段的特点,即是提倡个人人身自由的专制政府以积极的田制手段来遏制承认人身依附关系为前提的世族门阀;而从宋到清这一长时期的特点,则以田制不立为标志,大地主所有制向中小地主所有制转化,民众对于小共同体的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

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回应张铭先生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张先生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然而,张先生的商榷文再次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新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等重大政治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义的过程中,并非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中心的多元论解构小共同体价值。

发轫自小共同体的正义一元论体系:公民不服从的价值与社会基础

2009年7月沈阳先生《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一文问世后,张铭教授发表了与其商榷之《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两位作者先后都提到了公民不服从与基督教传统之关系。就大处而言,张先生的文章,有如下几点可商榷之处:(1)公民不服从既有罗尔斯意义上的书院式的多元论视角,也有伯尔曼式的基于宗教信仰意义的实证解读;(2)就实证与逻辑而言,在非正义社会以生命和自由为代价的公民不服从更需要来源于信仰的一元的善与正义观;(3)就行为模式考察而言,脱离小共同体的个体性良心抗争极易导致挫败,社会从而失去自我修复的机会。就法哲学而言,公民不服从关系到公民守法义务及其限度;在政治和法律史上,公民不服从运动又与特定宗教信仰存有千丝万缕关联。因此深入探讨公民不服从独特行为模式与精神气质,有助于我们借助另一个角度切入正义问题,深入分析各种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内在发生机制、运行模式及与社会之互动过程。

大共同体与差序格局互构:我国农村点源污染治理困境研究

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农村遭受点源污染趋势加重。污染企业、政府和环境监督机构等行为主体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权限,农村点源污染治理与社会结构紧密关联。在此过程中,污染企业一方面通过纳税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式,谋求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而融入大共同体,另一方面通过有区别地对待不同行为主体,建构差序格局,取得关系和权力。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关系与权力两大要素形成大共同体与差序格局的互构机制,导致农村污染的持续生产与再生产。文章认为,通过农民小共同体的培育,促使公民社会的形成,实现经济和社会双向发展,生态现代化才能得以实现。

孟子与三代时期的小共同体治理

孟子的治理思想,主张以各类小共同体作为政治、社会整合的凝结核。孟子所推崇的三代的井田,并非所谓"土地国有",而是一种村社共同体。换言之,井田制下的土地既非"国有",也非"私有",而是村社共耕。村社成员之间,形成紧密的互助共同体关系。在诸侯国、各类领主层面,孟子推崇贵戚之卿的权威。他所赞赏的世卿、巨室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带有浓厚殷周时代血缘、世臣的色彩,实有以贵戚之卿限制君权之意,以实现混合治理,达到平衡状态。

社会自治共同体的变迁与社会转型——《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指出,法国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强化与传统社会自治共同体的衰败,这两者间的互动互促关系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形成的内在机理。这一观点是相当有道理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有效的城乡自治传统,是中世纪法国封建制稳定存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而这一基础被动摇之日,也就是法国封建制度解体之时。历史地看,成功的人类文明都需要有广泛而有效的社会自治作为自己的基础,而社会转型成败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维系于社会能不能因应时代变迁而更新自己有可能落伍的自我治理形式。传统的社会自治如何实现自我超越,是托克维尔留给我们的一个后续性课题。

小共同体本位与公权力至上——于建嵘谈禹作敏

记者：你对禹作敏事件如何看？ 于建嵘：这个事情要做两方面的思考。我到禹作敏那里看了之后，的确感到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关注禹作敏的前后变化。一方面，禹作敏在大邱庄的改革与发展具有一定特殊性，特殊性不仅体现在禹作敏的个人魅力与个人奋斗上，还在于，他当年是利用集体的财产来办工厂。

以小共同体本位为特征的社交媒体用户隐私保护意向形成机制

[目的/意义]基于小共同体本位特征,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媒体隐私保护意向形成机制,有助于平台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保障其互联网隐私权益。[方法/过程]以调节定向理论为基础,紧扣新生代农民工的小共同体本位特征,突出他们的娱乐诉求,构建社交媒体用户隐私保护意向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便利性抽样策略和纸质问卷采集数据,并使用分析软件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证实,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小共同体内部的隐私环境感知能够直接正向影响感知风险,亦会通过信息敏感度和隐私保护自我效能间接引发感知风险,从而产生隐私顾虑,最终激发其隐私保护意向。感知愉悦性在该路径中具有三重缓冲作用,既会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感知风险和隐私顾虑,也会负向调节感知风险对于隐私顾虑的影响强度。

老旧街区的社区建设经验与做法——评《老旧街区的社区建设》

《老旧街区的社区建设》一书依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栅栏社区建设团队的工作经验,探讨了老旧街区社区建设的路径。笔者认为,社区建设的三点经验与做法值得推介。首先,坚持“社会本位”的宗旨。社区建设工作千头万绪,细节繁多,但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从事社区建设的一切工作的宗旨,都不外乎促进社会发展,而所谓“社会”的真谛又不外乎“自组织”三字。从我国城市社区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现在所言说的“社区”与社会学经典意义上的“社区”相差甚距。一般来说,社会学经典意义上的“社区”首先是指小共同体,是在熟人社会的根基上成长起来的自组织机体。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下)

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传统社会的反近代化机制无疑有儒家色彩的一面，即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都抑制个性，父权制家族桎梏与专制国家桎梏都阻碍着自由交换、竞争与市场关系的发展，阻碍着民主、人权与公民社会的形成。但这种反近代化机制更确有非儒家色彩（或曰法家色彩）...

“杨近墨远”与“为父绝君”:古儒的国—家观及其演变

孟子“辟杨墨”在先秦思想史上很著名,也是理解儒家定位的一个重要坐标。但是《孟子》文本中的“杨近墨远”倾向却引起后世的许多歧见。笔者将此事置于“周秦之变”的社会背景中,参考各家解说,认为这场思想冲突的实质是当时社会变迁所涉及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即权利问题。孟子辟杨墨,并非是要在杨、墨之间搞折中。对“拔一毛”之权属谁的问题,古儒的主张是个人及“天下”皆非本,即在权利问题上既反对个人主义也反对大共同体主义。这与郭店儒书中所谓“为父绝君”的说法一样,体现了古儒的小共同体本位政治观。把这种观念褒为“天下主义”、或者贬为“特殊主义”都是不对的。应该说孟、杨、墨都提出了一套普世性的伦理规则,就此而言他们都有所谓“天下主义”情结,但是三种规则彼此冲突。而古儒的小共同体主义与杨朱个人主义的距离相对较近,与墨翟及后来的法家两种大共同体主义的距离更远。理解这一点对认识中国传统后来的发展及当代的转型都有重要意义。

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本文试图从乡土社会而不是从“思想家”的作品中寻求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本文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

科举官僚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

科举官僚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秦晖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

“造神”?抑或“请神”?——关于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探讨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 (互构与博弈 )。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 ,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论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性质与建构

当前流行的有关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观点主要有“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两种,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互构与博弈),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展的动力机制,最终达到寻求影响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的目的。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之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中)

“拜占廷现象”与“反宗法的非公民社会”文化类型学的研究者往往把家族本位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以之与西方的“个人本位文化”相比较，这种看法在近代中国家族兴盛和西方个性解放的背景下或许不无道理。然而搬用到历史上却远非都是适宜的。我们且不说欧洲中世纪...

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

Taking the example of a Shanxi gentry family’s behavior during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importance the gentry attached to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stability, and the effects of this emphasis on their sentiments and behavior at a time of dynastic transition. The author also relates these matters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small commun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哀哉鳏寡”:拯救天下最无助的“四民”

在古代社会,社会救济主要依赖家族、乡党等小共同体,而个人一旦在小共同体领域出现缺失,成为没有父母、配偶、子女的贫弱个体,虽然也可能得到更外围共同体如村社之类的救济,但是,丧失了亲人成为了血缘意义上的原子化的贫弱个体,在社会上属于最悲哀、最底层的类型。孟子曾说,世上有四种最悲惨的人,他们是“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必须最先从拯救“四民”的贫弱个体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