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以来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开始减轻

公元六世纪建立的隋王朝,是继承短暂统一的秦王朝后又一个短暂统一的王朝。它在我国中世纪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个王朝实现统一的原因,史家已经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了探讨,结论颇不一致。我们认为,杨隋中央集权政权的出现及其统一南北,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当时作为世族地主土地所有制主要内容的依附关系的开始减轻这一经济条件的”。现就这一论点,略陈我们的看法。

大、小共同体交锋下的身份松弛——长时段下的经济史考察

按照大空间、长时段整体史的理念构想,中国的经济史可以以春秋战国及唐宋为两个分水岭划分为三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从汉到唐这一长时段的特点,即是提倡个人人身自由的专制政府以积极的田制手段来遏制承认人身依附关系为前提的世族门阀;而从宋到清这一长时期的特点,则以田制不立为标志,大地主所有制向中小地主所有制转化,民众对于小共同体的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

魏晋南北朝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及其社会意义

封建依附关系有突出发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产关系方面的主要特点之一,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但对于魏晋南北朝封建依附关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以及依附关系发展的社会意义,各家见解则有极大的差异。笔者也想略陈己见。

试论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的社会根源

现代科学已经表明,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地、阶段性地发展。就阶段性而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古代《中世纪》跟近代(现代)社会之间,都是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或特点。然而,将其古代和中世纪相比,二者之间的社会差别或特点就要小得多,以致使其有人怀疑,从古代到中世纪,是否经历了一个由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演变?在中国,

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

从北魏中叶到唐代中叶的二百六、七十年之间,作为国家土地所有制形式之一的均田制的推行,应当说是我国中世纪史上的一件大事了。对于这件大事,二十多年前,国内史学界已作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研究还仅仅是开始,许多问题,有待继续思考,继续探讨,继续深化。比如均田制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它的实质是什么?是村社所有制?还是平均授田制?产生了,又为什么几次瓦解,几次恢复?到了开元天宝之际,又为什么彻底瓦解?这些问题,不但和均田制的实质,均田制的发生、发展、

唐玄宗与开天盛世

唐玄宗李隆基执政的开元、天宝时期,是唐代,也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是,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灿烂辉煌的太平盛世,却以一场巨大的战乱——安史之乱——宣告终结,留下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开天盛世是怎样形成的?安史之乱是怎样发生的?应该如何评价唐玄宗在其中的功过?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略抒已见。

公共权利与公共义务的结合——论中世纪英国村庄共同体的形成

村庄共同体是中世纪英国乡村社会重要的基层组织,它的形成与发展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的村庄共同体是在古代村落的基础上,既保留了古代社会中农牧混合的经济模式,同时又融入了中世纪敞田制下的条田制等新元素发展起来的;随着敞田制村庄的形成,以王权为代表的国家又赋予了村庄一定的社会职责,从而使得中世纪的村庄成为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共同体组织。村庄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奠定了英国地方自治的基础,而且还创造了中世纪乡村社会"私有共享"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为中世纪较为孱弱的个体权利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唐代赋税制度简介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以人丁为征税标准的赋税制度的完善成熟时期。但盛极而衰，７５５年的“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同时成为中国封建赋税制度由以人丁为主要征税标准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征税标准过渡的重大转折点，其标志就是从“租庸...

唐史探赜

对每个特定历史阶段只要抽象出它最一般的关系,必然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有全体之感,众多的具体事物都可与它一一相等,显现出历史的内在运动规律。对唐代历史的探索,也不例外。有唐一代,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却不能自成一完整的阶段,因为它是前一阶段的末尾和后一阶段的开端的凑合。确切地说,它是由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强化过渡到私家佃农入身依附关系减轻的一个阶段。

隋史总论

《隋史新探》是由西北师院历史系金宝祥教授主撰,李清凌、侯丕勋、刘进宝三同志参加撰写的国内第一部隋朝断代史专著,现已完稿。该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从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直至唐中叶的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认为北魏中叶以降,以均田制出现为标志的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开始减轻,是这段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一般的关系,也是研究隋史的起点或核心。隋王朝的各个方面,举凡均田制的兴毁、户口的增减、中央集权的形成强化、商品货币关系的抬头、计户征税的历史意义,以营东都、开运河、巡江南、征高丽为内容、役重敛暴为特色的“内绥外御”的举措以及隋史余波等,无不是受到了这种最一般关系的规定和影响。书中史料,大都经过辩证地考察,研究方法、思路是独创性的,使人耳目一新,值得一读。在正式出版以前,为能广泛征求意见,特在本期刊发书稿的绪论及各章第一节,希不吝赐教。

中国古代史与共同体的问题

有人认为为了要通过徭役纳贡义务来满足君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把人民组织到国家能控制的团体里面,这就是所谓家产制国家的特点。从《周礼》的乡遂制到北魏的三长制,被唐代的五家为保制度继承下来,后者除了在均田制度下承担土地还授和征收租庸调外,还有互相监视和互相帮助的机能。宋有王安石的保甲法,元有社制,明有里甲制,即里长负责征收稅役,由里老人掌管简单的裁判和群众教育工作。

建国以来两税法研究综述

唐代两税法,在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由于此,建国以来对两税法讨论之热烈、涉及内容之广泛,是其他社会经济史专题所难能相比的。下面,我们将建国以来关于两税法研究和讨论的情况作一综述。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隋史新探》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只存世30余年(公元581—618年),不过,它却以上承北朝遗绪,下开李唐盛业的特殊历史地位,受到了历史研究者的重视。近几十年来,隋史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诸如均田制、科举制、三省六部制、攻打高丽等,都曾有过不少专文讨论;隋朝的总体面貌,亦曾有专著进行勾勒。

唐财政史两题平议

一、议“庸” 输庸代役的规定,在唐朝赋役中曾作为一项制度肯定下来,对此,治史者多从“减轻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徭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着眼,认为它能使农民较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依照农时进行生产,所以它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变化,给予较高的评价。对此,本文以为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唐朝的赋役制度,在两税法改革之前,主要以租庸调为主,但也还存在着地税、户税及各种工商杂税。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本文只将租庸调作为唐朝前期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其它各种税收暂且不论。 建立在均田制上的赋役制度,就我们现在所知,共有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个朝代的五种制度。从政府的财政收入(指实物或货币)看,北魏、北齐、北周和隋都只有租调两项。而唐朝因为规定了可以输庸代役,则财政收入由租调两项一变而为租庸调三项。无疑,就财政收入而言,唐朝的来源比北魏、北齐、北周、隋要有利得多。从唐朝政府来说,规定输庸代役,并非为了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而是另有所图。

怎样探索我国封建主义流毒的历史根源

新中国建国以来,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封建主义的流毒,却依然残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从历史根源上去做一番探索,也许是有意义的。中国古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特殊历史条件。这个条件,便是在大河流域人工灌溉基础上,生产力、分工、交换关系的不发达。由于这个条件的存在,所以我国的原始氏族公社得不到彻底解体,而长期地停留在农村公社也就是村社所有制阶段。关于农村公社,马克思有一个确切的解释,他说:农村公社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

秦汉以前的公社、田制和赋税

(一)商周的"社"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是洞见本原的名论.先有人民而后有公社,有了公社而后才有国家,民贵君轻的论点,是孟子就他所见所知的历史发展进程提出来的.照古代的语义,社是田神,古籍或称"田祖"(诗甫田),或称"地主"(说文).古人立社为的是祭祀田神.每年春秋两次举行祭肥:春祭在开始春耕时求田神保佑,秋祭在收获时谢神.这两次祭神名为"祭社",有时就简单称为"社"(如春社、秋社),祭社也必祭稷(五谷神),所以社稷连称,通常只单称"社",说社,稷就包括在其中.每一共同体各有各的社,不容改变,所以"变置社稷"

宋代的土地政策与抑制“兼并”

宋代土地制度问题在20世纪宋代经济史研究乃至宋史研究中都是重要议题之一。对于土地政策、土地所有制形式、庄园制度、官田问题、租佃关系、地租形态、人身依附关系等都有比较充分的讨论。毋庸讳言,近二十年来宋代土地问题研究,随同经济史研究在宋史整体研究中的比重下降也有较为明显的下滑,除了随着研究范式的变化其讨论的主旨也相应发生变化外,土地政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讨论却有较大的争议,引起学界的关注。

论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经济职能

宗族法是中国封建法律的宗法性衍生物。宗族权贵利用个体小农重视宗法血缘关系、寻求自力救济的特点,适应封建社会后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庶族地主取代豪族地主而构成地主阶级主体的历史转变,于基层社会普遍建立以血缘纽带相联结的宗族组织;同时,制定在宗族内部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宗族法,调整宗族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维持宗族社会秩序,从而实现补充国家法律、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中华法系特点之一是国家制定法中关于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不甚发达,而通过礼、习惯及其他规范辅助国家法律,实行对民事财产关系的调整。清代宗族法普遍具有经济职能,作为调整宗族内部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依据,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以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为主的江南地区,宗族法的经济职能尤其显著。

“中古帝制与地主经济形态高端论坛”综述

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古帝制与地主经济形态高端论坛”,2019年11月2日至3日在南开大学隆重召开。50余名专家学者共襄盛会,并围绕以下论题展开讨论。一、土地制度和中古社会形态。土地制度曾为“五朵金花”宏观论题之一,也是本届论坛的一大热点。臧知非梳理论证西周到秦汉土地宗族所有、国有和国有私有等级性等嬗变,以及相应的人身依附。杨振红主张战国秦汉实行以爵位为标准,以户为单位和国家授予等手段获取的“名田宅制”,其与占田课田制及均田制一脉相承,并质疑秦汉土地私有制确立说。代国玺对比受田和名田的涵义,指出它们是一种土地制度的不同层面,本质系政府绝对控制下国有制、私有制的并存。

论西周的彻和庸——西周生产关系、阶级关系问题商兑之一

一、西周封建占有制及其剥削形式封建初期土地占有制度,主要为井田.谈井田当着重于研究公田、私田和直接生产者对土地有无占有权问题.井田为一幅封建占有制图案,同时又是封建占有制的一个计算标准与公式,它与剥削方式是紧密相关的.井九百亩,一夫耕百亩,而封建主于九百亩中攫取百亩的收入.凡田地多于一井的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或公式计算,少于一井的同样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或公式计算,也不拘于整块或奇零,基本上都要以此作为计算依据.中原地区辽阔,原来又分属于不同的邦国,施行的主要标准为井田,井田的具体办法可以有差异,井田之外还可能有其他标准,《周礼》中的"九一"与"十一"并存,正反映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