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大国志向与小国外交

日本的大国志向与位置意识有关,它植根于日本的战略文化,但受到小国心态和小国外交行为的制约。本文分析了日本大国志向的历史缘起和现实表现,解剖了日本与这种大国志向相矛盾的小国外交实践。文章认为,日本的小国外交主要表现为把某一大国"理想化"的小国心态和缺乏独立外交理念的小国外交实践,这种实践突出表现为对美外交的从属性和缺乏勇于负责的道义精神以及国际责任感。文章最后提出日本的大国志向与小国外交的矛盾,认为这种矛盾表面上看是因为日本过分依赖美国、受美国越顶外交的摆弄、特别是缺乏独立的外交理念,其深层原因在于日本战略文化中的"位置意识",由此引申出日本今后要想成为政治大国所面临的课题。

“不对称关注”视域下的小国外交:理论建构与中国方略

大小国家并存、小国占多数是现代国际体系出现以来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客观事实和长期趋势。在权力规模和心理认知不同的情景下,由于力量和影响的差异,大国和小国之间会产生"不对称关注"。在"不对称关注"视域下,小国可以依靠平衡外交、集团外交、联盟外交、中立外交等多种外交模式来缓解其与大国之间的"不对称"局面,提高自身自主性。小国外交行为具有灵活性、道义性、制度性、等级性以及实用性等特点。依据小国外交的特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推进与小国外交的过程中,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摒弃"小国无外交""弱国无外交"的惯性思维和传统思想,理解小国心态,尊重小国利益和小国地位,树立"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意识,坚持义利兼顾以及和平、共同发展理念,关注小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建构,促进形成大小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并非只指大国之间的外交,开展对小国的外交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国的自我认知与外交行为:冷战后新加坡外交的演变与新挑战

新加坡虽是小国,但在冷战后其外交成就显著,究其原因是新加坡的自我认知判断明确,因而研究新加坡的自我认知对于理解其外交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加坡的自我认知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区域秩序的参与者和“全球性城市”。从地区来看,新加坡以东盟为中心建构东南亚的区域秩序,融入区域秩序当中,并把新加坡对区域秩序构建的理念推广开,成为区域秩序构建的重要领导者。从全球来看,新加坡作为“全球性城市”,积极发挥外交的自主性,利用地缘政治优势、科技实力、软实力等展开广泛的外交,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为新加坡谋求更为广阔的外交空间。然而,随着中美等大国间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又逢新冠肺炎疫情,新加坡的外交面临新的挑战。

软制衡:日本“印太战略”下的小国外交

日本“印太战略”是软制衡战略,突出“威胁制衡”,带有强烈的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动因,注重外交协调和制度约束,强调非正式的联盟、国际法等“软方式”,以实现秩序的构建。在强调通过维持和经营秩序环境来限制大国实施威胁性政策而不是直接削弱大国实力的战略路径下,日本“印太战略”重视小国。基于小国独特的权力、战略偏好及战略需求,日本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下,通过与小国间形成战略共识、促进高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达成高规格区域经济贸易协定,以及强化以安全能力支援和安全体系构建为主的安全合作,不断推进对印太地区小国的外交。通过以“关键小国”斯里兰卡为典型案例,具体分析日本在“印太战略”下开展的小国外交及其具体内容,蠡见日本“印太战略”立足应对潜在对手国的软制衡。在美国战略相对收缩、地区形势变化和自身战略转型需求下,日本成为印太地区的主要战略玩家,地区内的小国既是其实践自身大国抱负的对象,也是战略性“包围”崛起国的伙伴。日本“印太战略”下的小国外交具有复杂的影响,需要关注。

国家核心利益与亚太“小国”外交战略研究

亚太地区是中国维护和实现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在内的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地区。在以往的亚太外交战略中,中国特别注意与日本、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的外交工作,而对众多的亚太小国重视不足。然而,亚太地区的众多小国在中国的亚太外交战略中又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亚太多小国"和"亚太无小国"的双重事实要求中国重新审视和制定对亚太小国外交工作的战略定位。

浅析清宣统朝对小国的外交

清朝在宣统朝时,国力更加衰微,无法与列强(英、法、俄、美、日、德)抗争,但已懂得国家利益之所在。在对小国的外交中,清朝按照国际公法和近代外交惯例办理外交,尽力维护国家的权益,这主要表现在更加重视保护华桥,开始重视领海管理权。

匈牙利“向东开放”外交政策评析

匈牙利政府自2010年起推出的“向东开放”外交政策是该国多元化务实性外交的重要一环,该政策不是欧尔班政府短期内的投机性政策,而是对全球“东升西降”发展态势的判断与行动选择。“向东开放”外交政策动因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其中前者与其他中东欧国家寻求新的市场和投资务实性考虑类似,后者则是因为“向东开放”政策具有东方民族性与“非自由民主”政治诉求背景。匈牙利积极开展与东亚、中亚、土耳其、外高加索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并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鉴于“向东开放”外交政策同时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匈牙利反对党将该政策作为欧尔班政府反对欧盟的代表性政策加以批评。虽然2022年匈牙利大选欧尔班政府取得压倒性优势,但是在俄乌武装冲突的影响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价值观同盟压力增强的态势下,匈牙利政府外交的有限自主性势必将进一步被压缩,“向东开放”外交政策可能会出现稍许波动与调整。

从《条款官话》看晚清时期的琉球外交

《条款官话》为诸多琉球"官话"之一。与其他以学习汉语为目的的官话不同,《条款官话》以问答为形式,细致深入地记录了清末琉球的外交活动。生存于中日夹缝中的琉球国对华态度虚与委蛇,其中日"两属"所引发的政治身份焦虑在《条款官话》中有所呈现;对于英法骚扰那霸港事件,琉球人出于自保目的,对清朝政府也采取了隐瞒态度。《条款官话》集中体现了晚清时期国际政治生态下琉球的政治处境及其"小国外交"策略。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临的“新加坡考验”——根源、限度及启示

“新加坡考验”是中国南海战略面临的现实问题,其根源在于新加坡对航行及飞越自由问题高度敏感,以均势外交维持自身特殊地位,对中国的制衡思维根深蒂固,以及其偏好借助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发挥作用,达到以小博大的目的。新加坡对中国的“考验”也给自身带来了负面影响,其局限性愈发明显,同时,也给中国的南海战略提供了反思、调适的契机。着眼未来,中国应积极应对南海问题上的法律挑战,以求同存异、趋利避害的态度继续加强与新加坡的合作,更加明晰地表达在南海的利益诉求,扩大与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借力”与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

太平洋岛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了克服自身实力弱小、与地区霸权国气候立场严重相左等困难,太平洋岛国借助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域外大国的权力资源,利用澳大利亚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对太平洋岛国外交需求上升的局面,形成了有利于地区气候治理的外部条件。在此过程中,太平洋岛国采取构建治理框架、利用机制竞争与设置地区议程等策略与举措,促使外部权力资源在具体情境下成功转化为实际成果,从而推动了太平洋岛国地区气候治理。不过,这一进程可能面临全球治理重点偏离气候变化、太平洋岛国地区被进一步纳入“印太战略”、澳大利亚在疫情背景下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等制约因素。

新加坡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理性逻辑和双重面向

中国与新加坡几十年的双边互动创造了大国与小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典范,两国在交往中既注重务实的工具性功能合作又隐含着价值层面的谨慎权衡。在与中美两大国的关系发展中,新加坡的外交理念和政策选择体现了这种双重面向的基本逻辑,并随着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演变而作出相应调整。当前新加坡领导层正处在新旧更迭的过渡期,能否延续从李光耀时代至今的外交智慧与传统将是对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重要考验。不论如何发展,工具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合作与平衡、互构与共生仍将是未来新加坡外交走向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新加坡能否在国际社会以及大国博弈的大背景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小国水外交理论与湄公河国家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在中美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湄公河地区成为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与战略对抗前沿。在此博弈场中,水资源无疑关乎该地区的命脉,亦是两国博弈的焦点。鉴于既有水外交理论对小国水外交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解释的不足,文章试图构建一个小国水外交理论框架,并借以分析湄公河国家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的水外交策略模式选择。小国水外交理论分为三个维度,从国家维度看,小国水外交的内在驱动因素包括“求生存”“求安全”“求尊重”由低至高三个不同层级;从流域维度看,小国水外交的决策形成因素包含河岸权益匹配度、水机制发展程度和共同身份强度;从环境维度看,小国水外交的外在触发因素包括大国的影响力度与大国间的博弈烈度。三个维度各因素的互动催生了“自主式水外交”“追随式水外交”“对冲式水外交”和“抱团式水外交”四种主要的小国水外交策略模式。文章基于小国水外交的理论框架,分析了湄公河国家水外交的要素构成及在中美不同博弈烈度下湄公河国家的水外交策略模式,即泰国借助“三河流域机制”开展的“自主式水外交”,老挝通过“水电开发”同中泰两国实现利益捆绑的“追随式水外交”,湄公河国家在中美水资源合作机制上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式水外交”,以及以湄公河国家推动湄公河委员会“本地化”和湄公河问题“东盟化”为代表的“抱团式水外交”。

小国对外战略的逻辑与偏好分析: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例——兼论波罗的海三国对华关系和政策的演变

小国特别是地缘政治支轴小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显著。梳理波罗的海三国对华关系的发展脉络表明,小国对外战略具有可塑、变动、务实的特点,从而存在影响、转变甚至塑造小国外交政策的可能性与潜在空间。比较分析波罗的海三国对华关系与中国观显示,经济联系的加深会提升政治关注度,但并不一定促成政治认可度的提升以及对他国认知单向趋好的结果。此外,结合波罗的海三国的外交行为偏好,本文认为在与小国发展关系和开展合作时应侧重地区多边合作平台,同时兼顾双边关系的发展,注重专长外交理念的应用,并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领域交流。善用小国在地缘博弈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将更有力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南亚小国的战略对冲与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选择

在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美日印澳借“印太”框架制衡中国的大背景下,南亚地区在中国周边战略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的南亚地区政策受到中印关系调整及小国战略对冲等因素的影响和挑战。本文以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的战略对冲为案例,分析三国面对中印竞争的心态以及进行战略对冲过程中的差异性选择。本文认为,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是影响小国战略对冲的主要自变量,而地区结构、大国竞争的性质和强度、小国相对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小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在双向对冲的语境下,小国战略对冲的策略组合主要有四种,分别为双向合作、双向制衡、偏向型合作与偏向型制衡。由于南亚小国对中印两国的威胁认知和经济预期不同,陆锁国尼泊尔倾向于“偏向型合作或制衡”,海岛国家斯里兰卡经历了从“偏向型制衡”到“双向合作”的转变,未来有进行“双向制衡”的趋势,陆海复合型的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奉行较为稳定的“双向合作”策略。对此,中国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南亚政策选择,在协调中印巴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南亚小国的多领域合作,并超越美印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的冲突与竞争逻辑,通过消极安全配置谋求积极经济利益,推动与南亚国家的制度化合作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