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寓言》作为西方寓言文学的代表作品,在我国早已众人皆知。明末,利玛窦就首先在其著作《畸人十篇》中译介过数则伊索寓言,此后又有庞迪我的《七克》、金尼阁的《况义》相继问世。同一时期,日本也产生了两种影响巨大的译本——天草...《伊索寓言》作为西方寓言文学的代表作品,在我国早已众人皆知。明末,利玛窦就首先在其著作《畸人十篇》中译介过数则伊索寓言,此后又有庞迪我的《七克》、金尼阁的《况义》相继问世。同一时期,日本也产生了两种影响巨大的译本——天草本《ESOPO NO FABVLAS》和国字本《伊曾保物语》。因为日本的《伊索寓言》译本较为完整,所以译本与底本间的比较研究开展地较早,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由于利玛窦、庞迪我和金尼阁所选译的伊索寓言数量较少,缺乏完整性,因此目前的研究对明末《伊索寓言》中译的底本问题缺乏关注。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日本作为天主教耶稣会在东亚成功传教的首站地,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在《伊索寓言》日译之底本的考证和比较研究上比较成熟,对我国《伊索寓言》中译之底本的研究极具启发性。展开更多
文摘《伊索寓言》作为西方寓言文学的代表作品,在我国早已众人皆知。明末,利玛窦就首先在其著作《畸人十篇》中译介过数则伊索寓言,此后又有庞迪我的《七克》、金尼阁的《况义》相继问世。同一时期,日本也产生了两种影响巨大的译本——天草本《ESOPO NO FABVLAS》和国字本《伊曾保物语》。因为日本的《伊索寓言》译本较为完整,所以译本与底本间的比较研究开展地较早,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由于利玛窦、庞迪我和金尼阁所选译的伊索寓言数量较少,缺乏完整性,因此目前的研究对明末《伊索寓言》中译的底本问题缺乏关注。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日本作为天主教耶稣会在东亚成功传教的首站地,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在《伊索寓言》日译之底本的考证和比较研究上比较成熟,对我国《伊索寓言》中译之底本的研究极具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