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的羁绊: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互动逻辑

在亚太地区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美国主导的亚太“轴辐式”双边联盟体系进行了多边化调整。当前以战略动机为导向的理论难以解释为何这一联盟体系的多边化能够导向小多边安全合作。因此,需要从联盟体系内部,即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以及联盟体系与外部安全伙伴的关系来讨论三方在两个层次的互动逻辑。在联盟体系的等级制结构下,盟友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单向性,以及体系相对于战略自主国家的封闭性,对其多边化产生了羁绊作用。一方面,联盟体系内部因盟友间深入的安全合作而弱化了其单向性,而议题参与的“临界数量”则凸显了体系的封闭性,从而形成了整合型小多边安全合作;另一方面,联盟体系与外部安全伙伴通过广泛的安全合作而使封闭性弱化,但也因安全伙伴的战略自主而继续维持着安全依赖的单向性,从而形成了拓展型小多边安全合作。通过分别考察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合作的特点,这两类合作的互动逻辑得以验证。

美国构建亚太“小多边”机制的进展、特征与影响

为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在亚太地区大力构建具有议题导向特征的“小多边”机制,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韩三边协作等。这类机制具有较突出的针对性、跨域性、延展性,美国力图借此打造多层次、网络化、嵌套式的盟伴架构,对华实施阵营性对抗、复合性遏压。美国也企图借此塑造相关国家的对华认知,整合各方对华战略,推动实现安全威慑、供应链重塑、科技竞争、意识形态压制等多重政策目标,并对亚太地区安全与发展环境以及中国在地区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影响力造成冲击。鉴此,中国需加大与亚太地区国家战略沟通,维护好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有力应对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给地区秩序带来的碎片化、阵营化、北约化效应。

美国塑造印太秩序的小多边主义路径

近年来,印太地区的小多边合作蔚为壮观,其中美式小多边合作占据较大比例。尽管探讨小多边主义的文献日益丰富,但大多囿于小多边主义的固有共性,对其差异性研究较为薄弱。事实上,小多边主义在理论阐释上仍存在模糊性,它可以兼具区域性与跨区域性、排外性与融合性、针对性与综合性等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特征。在实践中,不同国家主导的小多边合作更是各具特色,风格迥异。作为全球性霸权国,美国构建的小多边合作受自身护持霸权和塑造印太秩序的战略目的牵引而具有明显的跨区域性、针对性、融合性及安全偏好四个特征,并在美国塑造印太地区秩序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在全球层面充当“北约印太化”与“印太北约化”的“连接器”;二是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的有力工具;三是承接美国盟伴体系的融合与发展;四是推动美国安全合作从传统军事领域向经济、社会、价值观等领域拓展。其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美国小多边主义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了上述特征。

霸权的衰落与小多边主义的崛起——以美国构建“四方安全对话”为例

近年来,小多边主义成为地区安全合作领域的新兴议题而受到广泛关注。探讨小多边主义合作的起源与发展,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为例分析小多边主义合作在美国“印太战略”上的实践以及成效,有着重要的意义。美国主导在亚太地区建立小多边合作机制的直接原因,在于拉拢盟友和伙伴国家试图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而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地区霸权的衰落以及其在亚太盟友体系的缺陷而不得不采取次优的合作方式来弥补。尽管小多边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不足,但小多边主义合作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将面对诸多挑战。

推动小多边机制建设:美国中东政策的新动向

小多边机制是当前国际上较为盛行的合作方式和平台。美国推动小多边机制的实质是维护其集团政治和霸权利益。其中,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打造“I2U2四方机制”和“内盖夫论坛”等小多边机制,既是维护美国中东霸权、重新调整中东战略布局的反映,又是遏制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重要行动。美国的中东小多边机制具有明显的狭隘性、排他性特征,加剧了大国在中东的战略竞争和中东国家间的对抗。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下降和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性的上升,地区国家不会被美国的小多边机制所束缚,更不会选边站队,而会根据自身需要推动多种形式的国际和地区合作。

迈向“西南方大国”:冷战后印度小多边外交的演进逻辑

小多边外交是当前印度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方式。冷战后的印度小多边外交经历了冷战后初期的转型性小多边、秩序改革背景下的机制化小多边以及大国竞争时代的印太小多边三个阶段。在“西南方大国”的目标框架下,印度的小多边外交具有接近西方联盟体系的“西向外交”、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的“南向外交”以及以实力为基础推动次区域合作的“优势外交”等演进逻辑,显示了印度在日益靠近西方联盟体系的倾向中,仍努力坚持其自主大国的战略定位。不过,由于目标定位与战略手段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印度的小多边外交一方面不得不依附于西方大国的意志、实力和关系,从而导致战略不对等、不确定和被动性;另一方面则难以独立发挥作用,从而陷入了身份定位的两难,制约着印度自主大国外交的成效。

美国在北极的小多边主义实践:缘起、特征与动因

近年来,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关注度显著提升,逐渐由国际社会协商共治的“特殊区域”转变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为增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利己性诉求为基准,谋求将小多边主义的做法移植到北极地区。美国及其北极盟友所采取的小多边主义主要特征体现为:一是强调以共同身份塑造排他性准入规则;二是以实用、功利的态度对待区域性机制;三是谋求将联盟体系渗入北极地区。区域性机制合法性不足、大国博弈增强、北极国家威胁认知激增以及地区军事化动向等是导致北极地区出现小多边主义现象的深层原因。对此,中国应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观,促进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国际舞台的一系列举措被描述为"退群""针对多边主义的逆流而动"。拜登执政之后,不仅没有致力于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运行,而且积极推进所谓的"民主同盟"和"价值观同盟"。美国的表现并不能笼统地概括成"逆全球化",而更宜理解为边缘化现有多边主义机制,转向积极推进多个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依照自身意志重塑全球规则体系,再造对美国有利的全球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小多边主义"安排。美式小多边主义的动因在于多边主义的内在症结及其对美国产生的贸易劣势;美式小多边主义具有迅速、灵活、俱乐部形态和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的主要特征;美式小多边主义的主要诉求在于把握新型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权,人为消除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围堵中国。拜登政府执政并没有办法改变包括WTO机制低效笨拙等在内的多边主义的内在缺陷,以小多边策略实现遏制中国的首要战略目的仍是重要的政策选项。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背景下的小多边主义——以美印日澳四国战略互动为例

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形式的关键区别不在于成员国的数量多寡,而是小多边主义具有排他性、明确的问题导向和较强的功利性,因而在某些议题上更加有效。随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印太地区国家倾向于选择小多边主义形式进行战略互动。印太地区小多边主义形式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主导性”,另一方面也源于更多印太地区行为体参与地区事务的“主动性”。美日印、美日澳、印日澳是印太地区发展迅速且关系牢固的三边关系,以此为支撑,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于2017年重启且不断升温。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印日澳四国开展的小多边合作中,遏制中国是它们的重要动力,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较为严峻的外部环境。

中国与东盟小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现状——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冷战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所面临的地区安全形势并不乐观,南中国海问题持续升温,同时还受经济安全、恐怖主义、走私贩毒、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的困扰。为应对这些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主要围绕澜沧江—湄公河建立了多个小多边安全机制,这些机制致力于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何解决和改进中国与东盟小多边安全机制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与周边地区安全。

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式“小多边主义”的端倪和成型——理解《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的变局背景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特朗普政府近年来先后退出多个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通过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掀起了美式“小多边主义”的浪潮。美国陆续与重要的WTO成员国展开各项贸易谈判,达成更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贸易协定,推进美式“小多边主义”,对WTO多边主义造成了冲击,加速了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造进程。中国作为WTO的坚定支持者,应当积极应对美式“小多边主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印太”视域下小多边安全合作的联盟管理--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为例

近年来,小多边安全合作已成为区域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联盟管理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四方机制”主要通过引导、支撑和落地等联盟管理机制影响合作进程,在管理方式上可分为意识形态管理、议题管理和互动管理,具体表现为:美国通过塑造秩序建构与价值观维护,推动合作机制升级和对话扩员,将非安全议题进行“安全化”建构,以寻求说服盟友共享安全认知,共同塑造对外威慑力量。然而,“四方机制”也面临着战略追随与策略自主、安全导向与经济效益的联盟管理困境,限制了其集体制衡的行为能力与意愿。

制度制衡视角下印度小多边外交的成效与局限

以争夺规则制定权为核心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印度参与大国竞争的重要途径,小多边外交是印度参与制度制衡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初期,巴基斯坦曾短暂成为其制衡对象,但是随着印度实力的增加,制衡目标很快就转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以小多边为外交工具实施制度制衡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制衡的侧重与特点不同,给印度带来的收益也不尽相同.当下印度正通过参与美国主导的同盟式小多边对中国实施排他性制度制衡,通过这种排他性制度制衡,印度在靠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盟体系、树立全球南方国家领袖形象和遏制中国外交空间等方面均有收效.这种小多边外交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印度现阶段实现“全球领导大国”这一角色的硬实力差距.总体上看,印度的小多边外交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投机性、依附性,甚至也有悖于印度自己提出的“改革的多边主义”.印度通过三个阶段的小多边外交在双边/多边、地区、全球层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从长远看小多边外交尤其是当下印度参与的排他性封闭式小多边与印度追求的大国地位是背离的,这就构成了手段与目标以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错位.这种战略错位决定了其制衡策略的局限性.

美国“印太”小多边主义的生成机制探析

在“印太”地区通过小多边主义实施对华遏制战略已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主轴。根据美国与盟伴在秩序愿景和威胁认知感的匹配组合,可以将小多边主义划分为全域型、制度型、安全型和现状型四种类型。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一致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强,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全域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也最高。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一致性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弱,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制度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较高。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存在差异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强,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安全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属于中等水平。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存在差异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弱,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现状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最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采取的对华战略和相关案例可以检验美国“印太”小多边主义生成的因果机制。

日本政府“印太战略”下的小多边外交评析

受国内政治影响,日本外交加速转型,在“印太战略”下积极开展小多边外交。该外交具有对内互助性、对外对抗性、日美中心性、议题安全化、合作网络化等特征,意在弥补自身实力不足,联合制衡中国崛起,降低对美安全依存度。日本政府小多边外交是冷战思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体体现,其行为激化了中国周边地区矛盾与分歧,阻碍了互利性经贸合作,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提供外部环境。从根本上看,日本政府小多边外交面临着各机制合作差异化、内生不确定性、日美地位不对称、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强等制约因素,其意图与成效存在割裂。

东盟国家对美国“印太”小多边框架的认知及反应

东盟国家是美国推进“印太”小多边框架的重要拉拢对象,其官方、智库和媒体舆情均视此为提升国家地位和增进国家利益的重要契机,但同时又担忧会损害“东盟中心地位”。在行动上,东盟反应积极,致力于重塑“中心地位”和地区领导力,提升地区治理能力,但各国反应存在差异。未来,东盟国家将追求通过美国“印太”小多边框架达到“直接且实际”的利益,但更担忧“东盟中心地位”被取代,其“中立和平衡”立场遭受威胁。

日本“印太战略”中对印度的定位、期待与小多边联动

在日本的“印太战略”中,日本对印度的定位从“摇摆国家”发展到了“不可或缺”的伙伴。日本积极牵引印度的动机包括多个层面的因素。日本希望印度能在其“印太战略”的三个战略方向上发挥作用,包括“三海”战略线、东南亚陆地线与孟加拉湾线。在互动方式上,以日印为中轴的小多边联动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作为受动者和施动者的印度,有积极配合日本的一面,同时也与日本“印太战略”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在地区秩序的追求上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日本在其“印太战略”中将中国视为遏制对象与非合作伙伴,这对其“巧权力”的追求将产生不利影响。日本只有将中国视为地区秩序的合作伙伴,其塑造于己有利的地区秩序的目标才可能实现。一言以蔽之,中国才是日本最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伙伴。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美英澳伙伴关系与“印太”地区阵营化:基于小多边主义的考察

作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美英澳伙伴关系不仅是一项核潜艇协议,也是拜登政府强化全球联盟的重要步骤,反映了美国试图以阵营化方式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目的。既有研究更为强调美英澳伙伴关系对中国构成的体系压力,忽视了其内在的分歧和矛盾。基于对小多边主义特征的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成员上的排他性、制度上的非正式性,还是功能上的议题导向性,都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美英澳三国合作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内生的局限性,包括目标困境、承诺难题以及牵连风险。由此可见,美国的联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重重危机和矛盾。尽管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美英澳伙伴关系来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但是美澳之间围绕成本分摊、风险分担与利益分歧的争议已然开始显现。美国全球联盟转型的根本问题在于,在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既希望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利益,又希望让盟国来为冲突与风险买单,长此以往必然会引发盟国的质疑和不满,美国推动“印太”地区阵营化的目标也将面临挑战。鉴于此,中国可以综合使用强制、劝诱和说服三种策略,推动美澳同盟的分化,尽可能确保澳大利亚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中立、平衡或采取不过分支持美国的态度。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观念与政策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问题应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独特性。地区范围、地区制度框架及地区统合原则是地区秩序的构成要素。在东南亚秩序构建进程中,日本形成相互并存的、多层次地区概念。从亚太到扩大的东亚、“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两洋交会”再到“印太构想”,日本的地区秩序观经历经济导向、价值观导向及印太框架3个时期的演变。日本从强调包容性转变为强调同质性,价值观外交愈发突出。日本通过双边与小多边主义强化安全合作,安全议题的分量不断上升。以新版“安保三文件”为指导,日本在2023年推进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安全合作新框架,使援助外交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援助走向“经济+安全”双轨并行的新态势。日本从均势与陆海对立的思维定势出发,地区概念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试图借此阻滞与稀释中国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