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盂鼎制作年代康王说质疑

关于西周重器大盂鼎和小盂鼎两件器物的铭文时代问题,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是西周早期康王时器物,但它们的篇幅、内容及语法、书法等,处处显示着与早期器物的相异,二十二条证据可证明其绝非学界流行观点所言,表现在:在前人据以判断时代的小盂鼎铭文"成王"二字之后,尚有四五个字的空间是泐损汗漫的,不能据"成王"来断代;两件器铭无论从字体、书法以及篇幅长度看,还是从一些用语如"王若曰"、"勿废朕命"及对册命仪式描述等方面看,或者从其出现的人物和战事规模看,都不应该是康王时期的制品,而是西周中期偏早的穆王时期器物。

小盂鼎与《世俘》新证

"武王俘玉"一段文字,位于《世俘》的最后面,既不是文本错乱所致,也不是"作者"认为俘玉没有俘人重要而有意所为,而是"作者"依据西周时代献俘礼仪程序做出的必然安排,因此《世俘》是一篇主题明确、结构严谨的文献,它的文本是可靠的,所载史实是可信的。

从小盂鼎铭看西周大献礼典

"大采三周"即"五采三就",为"二王之后"所持瑞玉。大献礼第一天举行献俘仪式,由畿内诸侯协助;第二天举行禘礼,由"二王之后"协助;第三天举行飨礼,由三事大夫协助。大献礼分仪式、仪节和仪注三个层次,包括振旅、凯入、献俘、禘祖、大飨五个仪式和服酒、告禽、讯酋、折酋、献西旅、燎周庙、告功、饮至、用牲、用卜、献邦宾、纳玉、献酒、大赏等十几个仪节、数十个仪注。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大献礼的基本程序几乎没有变化。

《世俘》与武王献俘盟誓典礼

《世俘》记载了武王伐纣胜利后举行的献俘礼,其中四月庚戌日武王献酋、献人、献馘的献俘仪注,与小盂鼎记载的献俘仪注一一对应。从辛亥日到乙卯日一连五天,武王在继续献俘的同时,一方面“告天宗上帝”,一方面“语治庶国”,前者是献俘礼中的告成仪注,后者是献俘礼中的饮至仪注。乙卯日武王接着告成饮至仪节,进行“以庶国祀馘于周庙”、“庶国乃竟,告于周庙”、“以斩纣身告于天子【于】稷”、“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等典礼活动。由“誓”、“告”等字词,以及祭祀对象祖、天、稷、社、水、土、百神看,这是武王率领诸侯在上下庶神面前的盟誓仪节。盟誓的举行,标志着武王与天神的新宗教关系的建立,标志着武王与诸侯的新政治关系的建立,一个新王朝的统治从此正式开始。

鬼方后裔“赤狄说”疑义--兼论“廧咎如”

赤狄集团成员包括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皋落氏、鄋瞒,但这些成员非为隗姓、与鬼方在族姓上也无关。鬼方地望在晋南的观点无法在文献、考古等方面取得支持,鬼方居地应在今陕北清涧、绥德为中心的周边一带。赤狄的活动地域在晋东,故在地域关联上不能证明赤狄为鬼方后裔。据康王时期小盂鼎铭分析,鬼方、怀姓九宗、赤狄一脉相承的认识,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赤狄的族群情况也与盂伐鬼方周王朝对鬼方中心居邑的打击不符。从族姓、地域、族群力量比较等方面分析,商周时期鬼方后裔应是春秋时期的廧咎如。

《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增補版前言

1992年10月,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拙著《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由於當時條件所限,僅印了600册。不料,此書受到歡迎,很快脱銷。後來,不少學者建議是否增補新出材料再版,我也有這個打算,只因諸事繁多,一拖再拖,未能進行。感謝湖北省領導爲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决定編輯出版大型歷史文獻叢書'荆楚文庫',並將拙著列入出版計劃,正好了結這個心願。

金文札記二則

一、釋■申王襄、葉玉森說■字卜辭及彝銘併見,諸家據文義推定其當讀作翌若昱,作翌祭或翌日解,無異議。而對字的形義分析,則各家頗見分歧。有認為'象毛髮■之形'而釋'■'的[1],有認為'肖蟲翼或鳥翼形'而釋'翼'或'羽'的[2],有認為'本象刀形','古讀昱如刀','翌从羽乃刀形之訛變'的[3],近年則以象羽翼形、釋字為'羽'之說最占優勢。筆者則認為王襄、葉玉森釋'翼'更為合理。

李家崖文化年代、族属及鬼方与殷商关系研究

李家崖文化自晚商始走向强大,存在西周早期陶器,但缺乏西周时期铜器、考古遗址等,其年代下限为西周中期或晚期的观点或可商榷,本文将其年代下限划定为西周早期。李家崖文化分布的陕北清涧、绥德一带与鬼方地理分布相合,鬼方非居晋南。细考小盂鼎铭文的战争烈度及两次俘获,康王时期盂伐鬼方,攻入了鬼方中心聚落,鬼方城毁族灭,其灭亡时间与李家崖文化年代下限相合。李家崖古城遗址“鬼”字符的发现,说明三足瓮字符为先民自刻,鬼方并非是对其族的蔑称,李家崖古城确为鬼方聚居之地。武丁时期征服了鬼方,文献中鬼方与商的战争,不可一概看作敌对关系。卜辞和铜器研究显示,鬼方是殷商友好方国,商王关心鬼方福祸、鬼方为商捕羌、其族人任王朝高级官职等。李家崖文化商式铜器,证明鬼方与商王朝存在广泛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