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新景观、诗学隐喻与修辞语言——论小说、舞台剧和电视剧《繁花》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采取了图文并茂的方式来表现上海的城市空间,被认为是最好的表现上海的“城市小说”,舞台剧、电视剧《繁花》则通过舞台和影像直观地展现了上海的城市新景观。在舞台剧《繁花》中,导演马俊丰运用转台、多演区、多媒体等手段来展示舞台的假定性、空间性和意象性。电视剧《繁花》则拍出了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的上海这个魔都的魅力。导演王家卫没有完全按照小说、舞台剧的散点式来结构,而是围绕着阿宝的焦点展开叙述,因此将电视剧《繁花》拍成了电影,或者说上升到了电影的高度。这也可以说是电视剧《繁花》的美学意义。

现代历史小说叙事策略研究

现代历史小说以现代艺术模式呈现历史文本,使其具有现代独特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规范。对非理性思维领域的延伸是现代历史小说自由文学表现力的一个层面,也是在历史小说领域建构现代价值体系的探索。现代历史小说家对史实进行艺术化处理,发掘出历史小说在现代独特的艺术美感。自由的文学表现力说明文学性回归历史话语领域,增强了现代历史小说文学地位的独立性,也对中国新文学呼唤“人”的全面解放做了有力的回应。

伦理正义与人的本质——论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以伦理正义为核心内容的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叙事层面,既摒弃了传统的职业伦理叙事模式,又与英国当时的主流伦理意识相悖,体现的是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论观点和以边沁等人“以结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道德行为评价准则,通过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的职业道德操行描写,抨击了资产阶级崇尚法制和崇尚科学的虚伪性,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伦理正义的非公正性以及人的内在本质真实性。

“做万物之歌者”——评老藤新作《草木志》

老藤以其深厚的文学情结和执着的创作精神,对小说文体孜孜以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仅长篇小说就已出版了10部:《刀兵过》《战国红》《铜行里》《腊头驿》《鼓掌》《樱花之旅》《苍穹之眼》《北地》《北障》《北爱》。新近出版的《草木志》①,是他的第11部长篇,小说聚焦新时代乡村振兴,又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2024年1—2月“中国好书”。

传播与启示:斯蒂芬·金“惊悚之风”在中国

斯蒂芬·金是现代恐怖小说大师,其作品在大陆的译介传播经历了从陌生拒斥、逐渐接受到流行畅销的过程。本文系统梳理斯蒂芬·金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从译作流传与研究的角度考察其在中国的接受及其对当代中国恐怖小说创作的影响。斯蒂芬·金的译介传播拓宽了国内新时期恐怖文学创作的视野,其在中国的接受既反映了中国诗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又彰显了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激荡冲突与渗透融合,为国内恐怖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有益启发。

文化主体性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文学表达——以1980—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核心

文化主体性是文学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具有民族文化主体内涵,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和传统文化精神的表达是其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思想解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于历史与传统道德伦理关系的思考;其二,在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寻根文学”对于文化之根脉的寻找与呼唤;其三,在表现民族精神的探索中,民间文化传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难以消逝的“先锋”记忆——从文学史的视角读《通古斯记忆》

2023年岁末,“王啸峰小说集《通古斯记忆》~①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与文学史上发生的大概率事件相比,这次研讨会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为过去能够把这样的小说文本进行细读的人甚少。说实话,过去我还从未读过王啸峰的小说,会议前几天的匆匆阅读,让我对这本小说集里的许多篇什产生了浓厚兴趣。不是因为小说故事情节吸引了我,而是它的创作方法和形式,激发了我对40年来文学史的联想。

19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中的自由贸易经济思想

19世纪的英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形式变革,完成了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的转型。这一时期的英国海洋小说家们对这一经济变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通过创作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和文学再现。他们在创作时将抽象的自由贸易经济思想映射到小说人物对其经济生活的主观体验中,从文学层面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由贸易原则展开了对话。总体而言,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思想影响了该时期海洋小说的创作,而海洋小说的创作实践又反过来为英国思考自由贸易优势与弊端提供了文本场域与话语空间。

社会小说正名——兼论清末民初小说文类等级观念之衍变

清末民初,梁启超等新小说倡导者在众多小说类型中,一味高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的地位;未曾料及,偏偏是为其轻忽的社会小说多有实绩。社会小说之所以能在彼一历史时期脱颖而出、后来居上,乃至颠覆了既有奉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为最上乘的文类等级观念,缘其更顺应新兴的社会意识、社会视野的萌生。多年以来,史家却每每罔顾史实,不从细读文本入手,而仅仅凭着社会小说这一字面便望文生义,将清末民初社会小说的功能、旨向界定为“改造社会”,忽视了这其实是政治小说的题中之义。有鉴于此,社会小说的定义亟待正名:社会小说虽与社会关系密切,然其恪守“小说”本分,主观上并无“改造社会”这类标榜,而是关注社会细碎,珍重世俗,铺写世态,于不经意间揭示社会繁富多义的内涵。

戏剧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音乐与小说的对话

纯属巧合,抑或不谋而合,本期3位作者都从各自经验出发,贡献了不同的“跨界”思考,让我们很难得地欣赏到一场戏剧与小说、音乐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的三维对话。小说与诗歌、散文、戏剧(包括相声)、历史记叙,乃至学术论文的“跨文体”交流互渗,早就成为小说学的常见论题。小说与绘画、雕塑、建筑、舞蹈等其他艺术门类的沟通互鉴,也不时有人谈起,至于研究小说与中西丰富的音乐传统之关系,虽偶有所见,却并非司空见惯。至少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而言,音乐与小说,至今还是一个颇为陌生的话题。

为“想象力”祛魅:“小说发生学”的另一种讲法

千姿百态的现代小说最初都是如何酝酿的?完成一部小说,作家们要抓住怎样的契机,克服怎样的挑战?本期3篇文章都是探讨这个“小说发生学”的根本问题。春林教授坦言,他过去30年总以为《活动变人形》完全出自作家的想象与虚构,直到2006年读到《王蒙自传》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部长篇小说竟是“王蒙自己一种痛苦的童年记忆”。许多读者对王蒙小说都曾有过这种认知上的大逆转。春林教授由此展开两个方向的追问。

《唐韦绚墓志》发微

韦绚为唐代中期的著名文人,唐顺宗朝宰相韦执谊之子,文学家元稹之婿,其笔记小说《刘宾客嘉话》《戎幕闲谈》流传至今。因文献记载不足,故与其有关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韦绚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家世生平、交游仕宦、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宦官擅权、朋党相争、藩镇割据的政治面貌,对研究中晚唐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期鲁迅的小说自觉

日本学者将《狂人日记》的发表视为鲁迅的文学自觉,忽视了留日时期“弃医从文”的意义,也看不到鲁迅中期转入小说的内在动机。将鲁迅中期转向小说放在终其一生的文学行动中来考察,可以发现其背后“小说自觉”的内涵。“小说自觉”背后有自我与文体的定位,站在边缘“呐喊”的折中姿态需要适合的文体隐藏自身,十年隐默中的危机洞察更需要具有强大整合性与构型力的文体来容纳,融合19世纪现实主义与20世纪现代主义的“现代小说”恰恰具备这一功能,鲁迅小说代表作《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就是小说自觉的产物。在鲁迅的写作中,“怎么写”的思考贯穿始终,文体对于他不仅仅是文学形式意义上的选择,更与文学行动的可能性密切相关,只有将鲁迅不同时期的写作放入文学行动的动力系统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论明清侠义章回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女性观念的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侠义章回小说逐步发展繁荣,女性人物的性别存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伦理叙事所反映出的女性观念逐渐增强,女性角色在书中所占地位也越发凸显。这反映了明清小说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步深入,更加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从而给侠义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女性角色增加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化思潮的影响、创作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无关系。但是,由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规范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女性最终只有服膺于性别角色的固有设定,进入传统伦常秩序之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圆满。

观风俗:19世纪欧洲中国小说阅读史的一个视角

在中国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自17世纪传入欧洲后却登堂入室,入藏各类图书馆,由私人藏书变为公共藏书,使中国小说文本得到妥善保存,传播范围不断扩大。19世纪随着东方学的兴起,中国小说以风俗志形式进入欧洲阅读史,东方学家认为小说比其他著作更具有观风俗的优势。中国小说以译本和中文刻本形式流通欧洲,看似其读者各有所属,实则他们之间相互交叉、影响,都以观风俗为阅读旨趣,并指向中国形象的建构。中国小说也以翻译、改编、戏仿等多种形式逐渐成为欧洲文学的一部分。19世纪欧洲的中国小说阅读史,体现了世界文学以一种渐趋融通的方式呈现和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包容力,以更好地推动文明互鉴。

古代小说诗词曲研究中“寄生”概念之学理性考论——兼答饶龙隼教授对“寄生”概念之质疑

对古代小说中存在的诗词曲赋等韵文作品,学界或谓“羼入”“融入”“插入”等,如站在诗词等韵文立场,应以称“寄生”为妥。“寄生”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文学史依据,还有文体学和传播学依据。提出这一概念,可使辑录于小说中的诗词曲赋有一个较为科学的专名,这对研究相关文体和分析相关问题带来方便。个别学者对“寄生”概念的质疑,主要缘于对古代小说基本语体构成以及小说文体散韵结合的发展历史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也未能从文体构成和传播特征等方面作深入考察,更缺乏对这类作品艺术特征、文化意蕴和文献价值的全面了解。

直面荒诞:锐利的“后青春”书写——《世间已无陈金芳》《不准眨眼》读札

石一枫的小说,深入触及、书写我们时代社会生活和世道人心的人性最敏感、最脆弱的部位。聚焦、彰显一代人“后青春”时期生存的焦虑、迷惘、奋斗、荒诞和落寞,极富个性地描摹出“后青春”的灵魂的意绪和神情。石一枫的叙述像极具穿透力的钻头,锐利而机智地沉潜至日常生活、身体肌理,蔓延到灵魂,且多有喻象,在文本的符号和指涉的现实之间发生着诡异的联通,繁衍出多重的精神、心理意蕴。本文通过《世间已无陈金芳》和《不准眨眼》两部中篇小说,将这种不按叙事“牌理”出牌的“青春”题材叙事,即“后青春叙事”或“后青春书写”,展开对石一枫小说的体察和阐释,发掘石一枫写作的现实超越性和文本的价值和精神意义,探讨其如何在纷繁驳杂、碎片般的生活语境里,写出生活、存在的严峻和苦涩,审视其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存在世界里,书写出当代现实与传奇。

传名与传情: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谫论

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较为奇特,以前学界关注较少。这一现象与小说家借诗词传名、传情有关,诗词传名是作者朴素思想的呈现,其主要原因是诗文集出版难而小说出版容易;诗词传情体现了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介入,表现为将自身经历点缀于小说之中,带有自况性质甚至实录性质。该现象的小说史意义有三:明清越来越多有名望的文人关注并创作通俗小说;通俗小说题材多样化催生了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同时文学风气与作家观念又制约了这一现象的发展;小说文体地位提升促进传统观念转变,出现了诗文集收录小说诗词的现象。

《聊斋志异》:蒲松龄性灵抒写的舞台

性灵文学是指张扬个性、抒发真性情的文学。蒲松龄是位极具个性的文人,其作品《聊斋志异》,可谓是蒲松龄尽情抒写性灵的舞台。《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借“异史氏”身份集中抒发性灵。在书中,蒲松龄抒发真性情,抒发的诸多情感中主导情感是孤愤之情。《聊斋志异》展现了蒲松龄的独特个性:崇尚“善良”“德行”“仁义”等美好品性,重视真挚情感,是个极具批判和抗争精神的人。

从学术概念到文学文体的迁移——文类语境下古代小说的演进逻辑

先秦至汉代,小说是一种学术概念;汉末至唐,小说是一种广义的文类概念;由宋至清,小说不仅是一种文类概念,更是一种文体概念。这三种小说概念的演进契机是时代与文风的丕变。在中国古代的文类语境下,概念小说通过向各散文文体的迁移,最终形成了小说的各种子文体:向笔记文体迁移,形成了笔记体小说;向杂史杂传迁移,形成了传记体小说。这是古代小说在中国古代文类语境下的独特演进逻辑,也是小说文体在演进过程中自我扬弃、创新的本质体现,这对于我们思考古代文学中其他文体迁移现象或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