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理论”共同体中的“小说家言”

我对小说理论的坚信和怀疑,是从自己写作小说开始的。在读了《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之后,我的这种感觉再次萌生。深感不安的是,我曾经长期做文学批评,写过若干作家作品论,现在突然发觉自己很难评论小说。身份的短暂转换虽然没有让我丢失那些熟悉的批评话语,但落笔困难。这很让期待我写评论的小说家朋友们失望。我寻思过,写小说和读小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写小说时,忘记了那些批评话语;修改小说时,小说理论并非毫无作用,但写作者只能贴着小说修改,而不是落实理论的种种条款。

戏剧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音乐与小说的对话

纯属巧合,抑或不谋而合,本期3位作者都从各自经验出发,贡献了不同的“跨界”思考,让我们很难得地欣赏到一场戏剧与小说、音乐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的三维对话。小说与诗歌、散文、戏剧(包括相声)、历史记叙,乃至学术论文的“跨文体”交流互渗,早就成为小说学的常见论题。小说与绘画、雕塑、建筑、舞蹈等其他艺术门类的沟通互鉴,也不时有人谈起,至于研究小说与中西丰富的音乐传统之关系,虽偶有所见,却并非司空见惯。至少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而言,音乐与小说,至今还是一个颇为陌生的话题。

类型电影视域下《刺杀小说家》解析

奇幻电影是指超现实的幻想性电影,表现超现实时空、超自然现象,构建人、神、魔、仙、怪等并存的艺术世界,多制造视觉奇观给观众带来感官的惊颤体验。中国奇幻电影具有本土文化内核,彰显东方文化特征。《刺杀小说家》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小说,关注现实“打拐”题材、书写人伦温情的同时,探讨艺术与人、艺术与现实的抽象命题,显示出介入现实的努力,彰显理想主义情怀。对异世界的想象建构、整合多项复杂数字视效技术、追求技术与人文统一、迎合观众文化审美偏好等特征彰显想象力消费特征。

南社小说家与民初小说报刊的生存、演进

1912—1913年间,包天笑、周瘦鹃等南社小说家支撑起辛亥革命后仅存的两份小说报刊——《小说时报》《小说月报》。他们在保存清末民初小说物质载体的同时,在民国初年继续小说艺术技法、价值取向方面的探索。癸丑报灾后,包天笑、周瘦鹃、王钝根、蒋箸超、徐枕亚等南社小说家通过主办、编辑小说报刊,推动小说报刊再次走向繁荣。他们在掀起消闲小说热潮的同时,极力维持小说对现实的关注,成为维系、引领民初小说报刊生存、演进的中坚力量。

谫论明清小说家词作的通俗化特质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词,可以发现这一群体之词的通俗化特质有题材世俗和语言俚俗两种特殊表现。前者受小说创作原则、时代文化背景、小说故事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后者受“游戏体”的创作意图、随意的创作态度、习惯性的小说用语以及明清词谱的广泛使用等方面的影响。以上内容体现了明清词坛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及文人之间世俗交往的文化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把握明清词坛整体样貌。

电影《刺杀小说家》空间建构的伦理隐喻研究

《刺杀小说家》以特有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和电影工业美学所强调的导演的“技术化生存”构建出一幅宏大而富有生命力的异世界图景。影片在地理空间和人物身体空间的表现上,以川渝地区特有的地理风貌对社会层级现象进行隐喻,同时通过拉康完整自我概念的影视化再现,对“大他者”神话进行解构与重塑。本文旨在通过对《刺杀小说家》文本空间内双重空间结构的隐喻的分析,探讨影片叙事的正义性。可以明确的是,整部影片在叙事逻辑上对现实社会中部分集体内部表现出的伦理“失序”现象进行了再现与重新建构,最终实现现实社会伦理“正义”前提下的正向反馈。

诗人梦的破碎与小说家的诞生——张贤亮早期的文学道路

在新时期重返文坛的作家中,张贤亮显然不属于那种在被错划为“右派”以前就已经成名的作家,如:王蒙、高晓声、陆文夫等。他在青少年时代曾有一个成为诗人的梦想,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是以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的形象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他在当时发表的几首抒情诗中,已经显露出感情炽热、富有浪漫色彩和幻想的诗人气质。但是,现实的突变打破了他的诗人梦,“反右运动”中,他因发表《大风歌》而遭受批判,多年压抑、孤独、痛苦的情感经历使他原本细腻敏感的诗人气质逐渐褪去,以至于在新时期到来后,他再也找不到那种激情澎湃的写诗的感觉,最终,他不得不凭借小说创作重返文坛。

反叛—抗世:小说家鲁迅立足“实用说”的破与立——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

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在实用说指导下建立的反思批判内核,推动建立鲁迅小说体系中的“破”“立”二元体系,我们从中可归纳出贯彻于鲁迅作品系列中的精神内核:“反叛—抗世”型人生方式。鲁迅“不为批判而批判,不为否定而否定”的破旧立新,是鲁迅践行文字教化功能一生后终于等来的春天,即国民与历史肌理下的尊“个性”、重“自由”与求“独立”。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小说家”出于“稗官”新诠--上古三代“士”的生成史与先秦“小说家”的起源

对于《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一说,前人皆以“士传语”(“士传民语”)为解。若放在中国上古氏族、部落或国家(方国或酋邦)的语境下,由于在文字学上“士”与“王”属一字之分化,故上古时代的“士”乃是相对于氏族或部落之首领或酋长(“王”)而言的胞族或子部落之首领或酋长(“士”)。随着氏族或部落的不断繁衍,此胞族或子部落的首领或酋长,逐渐演变成为“卿士”“士大夫”,以至于“士,小官也”。故作为“小说家”远祖的“士”(“稗官”),早期可追溯至唐尧时代的瞽瞍、舜、象、后稷(及其“孙”),以及夏商之际的伊尹和商周之际的鬻子等,在《周礼》中则是负责出使四方的“行夫”“环人”“象胥”“掌讶”“掌交”等“行人之官”中的属官。先秦“小说家”的这一发源,也形塑了中国早期“小说”属于民间集体的“口头创作”和属于由三言两语组成的、无甚深意且使人悦怿之“谈说”的特点。以此衡量现存的先秦著作,《山海经》无疑属于中国上古最早的“小说”。

晚清小说家齐学裘及其《见闻续笔》考述

晚清齐学裘所撰《见闻续笔》,承袭《阅微草堂笔记》一类小说余绪,随笔札记而间发议论,希望通过具有彰善瘅恶寓意的笔记小说来明道淑世、敦风化俗。《见闻续笔》版本简单,流传不广,但内容丰富,具有多方面价值。一是保留了与齐学裘及其家世相关的诗文文献,借此可以考察其经历、交游等情况;二是摘录了《云轺录》《蔗余偶笔》等他人笔记,有保存史料之功;三是记载了齐学裘亲见及其同乡、朋友、亲戚等转述或亲历的奇闻逸事,充分体现出其异闻类小说的特点。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批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研究》

历代书目“小说家类”的部类设置、作品归并及蘸含其间的小说观念、批评思想,已成为中国古代小说衍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是古代小说被纳人历代政教视域及其知识体系中加以形式限定、内规范容及价值定性的重要体现。作为“目录学集大成之作”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家类”所展开的各类学术批评,对探讨历代书目与小说街变的互动关系、分析古代小说观念及批评理念乃至中西小说观念的异同均有重要的价值。这也是扬州大学温庆新教授撰写《〈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一书的目的所在。

电影《刺杀小说家》中的空间建构与价值观规训

本文以《刺杀小说家》为例,以影片中的叙事结构、突出形象和元素为切入点,探索其中的空间建构,并说明这一充满想象力的影片空间通过对影院空间、身体空间和电影空间的有效利用实现了对观众价值观的规训。

著名小说家刘汀:在城的海啸里驶向彼岸

对话刘汀1.刘汀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是内蒙古赤峰人,后来定居北京,在这样的变迁中,您是否有产生心态或者生活上的变化呢?变化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认为这种变化不管是心态上还是生活上,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成熟。这个成熟不是指生理意义上的成熟,而是文化意义上的。

打开另一扇窗,呈现小说家的本色

“小说家的散文”是河南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的重点书系,自2014年出版至今,已有53个品种。因独特的选题角度、上乘的内容质量、典雅的装帧设计等而备受读者好评。“小说家的散文”豫籍作家系列,集合了9位豫籍作家的散文作品,以“口袋书”的形式推出,既是为了推介河南人文、展示豫籍作家的创作个性与精神气质,也是为了满足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

破解小说的“地方”与“背景”之谜

中国香港小说似乎总是跟中国香港地名学密不可分。为何造成这种奇特景观?研讨这个问题的论著实在太多,葛亮这篇有何特点呢?我想特点就在于,“双栖”的葛亮即使引经据典,大谈理论,却仍然不失其小说家之本色。比起纯粹的学者,他更关心不同身份的作家对中国香港相同的“地方”的不同处理方式。

论明清侠义章回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女性观念的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侠义章回小说逐步发展繁荣,女性人物的性别存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伦理叙事所反映出的女性观念逐渐增强,女性角色在书中所占地位也越发凸显。这反映了明清小说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步深入,更加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从而给侠义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女性角色增加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化思潮的影响、创作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无关系。但是,由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规范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女性最终只有服膺于性别角色的固有设定,进入传统伦常秩序之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圆满。

小说家出于稗官新说

《汉书·艺文志》以为"小说家出于稗官",其说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现代学者的认识颇为分歧。余嘉锡作《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认为稗官即小官,指"天子之士"。近年出土秦汉简书证明稗官乃指县令长及长吏以下之属官,传世文献也证明稗官为小官之通称,并不局限于"天子之士"。上古"稗"音"排",秦汉以"偶语为稗",西周传留有"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的言谏制度和"士传言,庶人谤"的社会言论管理制度,而师、瞍、瞽、矇、百工等即是为君主管理和提供"排语"、"诽语"或"偶语"服务的"稗官"。小说家所从出之稗官则是春秋时期服务于诸侯公卿的"稗官",师旷即其代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不仅揭橥了小说家与师、瞍、瞽、矇、百工等的身份联系,也提示了小说与歌谣、赋诵、笑话、寓言等文体上的关联。由于俳优也是稗官,因此,"俳优小说"后来也成为了小说发展的一个方向。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文的文本结构与学术建构——以小说家为核心的考察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小序在文本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体例,其中的"九流框架"与"王官体系"均为后设,蕴含有刘歆以经学思想作为主导,重新建构子学分类体系与评价标准的意识形态。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小序和著录的深入解读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艺文志》在新创小说家并将其纳入九流框架的基础上,还同时尝试融合小说的方术属性与子学属性为一体。这一汇通之举实质上造成了部分的文本失控,对后世"小说"的发展和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著录标准及著录特点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共5卷,著录小说319部。关于小说家类的著录标准和著录特色,学术界鲜有论及。从其著录来看,蕴涵明确的著录标准,具体体现为: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推崇"善本"、"不以人废言"、"不以词害意"。同时,《总目》小说家类著录特色亦相当明显,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由此并可探寻《总目》编撰者的小说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