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言说与启蒙叙事——从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到电影《1942》

刘震云是一位有思想有行动的作家。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被改编成电影《1942》,不仅仅是载体和主导者的转换,更多的是内蕴的流变和思想的衰减。首先,电影转换了叙事视点,由"我"转换为第三人称。小说充满了主观意味和尖锐痛感,是一种"民间意识"和"个体历史观",更锐利,更沉重,更荒诞。其次是人物和情节的"重新"设置。电影《1942》让我们回到传统电影的"苦大仇深"时代,回到正统路线上去。历史本身充满复杂性、多维性、不确定性,无论是要丰富历史形态,还是要警惕历史悲剧重演,我们对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探索都是必须的。

揭开历史的面纱——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民间叙述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饿死了三百多万农民。但官方历史的政治叙述视角掩盖了大饥荒的历史真相。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以民间的视角重新整合和建构了这段民间历史,揭开了历史的面纱。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原则,就是打破权力话语叙述,将宏大的传统历史碎片化,小历史叙述,关注民间史。刘震云的这部调查体小说以民间的视角来叙述民间史,正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原则,从民间的视角重构历史,打破官方历史的垄断,解构了正史的合法性,还原了1942年大饥荒的历史真相,将农民拉回到历史舞台的中心。

论《温故一九四二》中的非虚构特征

20世纪90年代,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问世,因其文本结构的特殊性,很难界定其文本体裁。现如今非虚构写作浪潮在国内兴起,回望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就会发现这本书有着“跨文体”“介入性”“真实性”“反思性”等非虚构特征。刘震云走向历史,用在场的方式带领读者重返1942年哀鸿遍野的河南,通过史料还原真实历史,用底层视角审视这段苦难岁月。

从小说到电影:《温故一九四二》

作为河南人,还原1942年河南受灾饿死300万人的历史,刘震云萌生创作,但小说中被采访者呈现模糊或冷漠叙述,这又与河南多灾的背景及灾民身份有关,在此基础上刘震云用农民立场、民间视角、调侃口吻连缀文本。当小说进入影视,沉闷与血腥的画面让人们对"饥饿"有更深的视觉感受。在小说与电影两种视角观照下,更能理解河南人的性格。

电影的影像展现与小说的文字演绎——对比《1942》与《温故一九四二》

电影《1942》改编自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与原作相比,电影在叙事角度、语言的使用以及表达内容上都产生了较大转变。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比分析电影和小说。

被凝视下的灾难现场:《温故一九四二》

《温故一九四二》是刘震云首部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民族历史。1942年中国大时代环境下的灾难现场在不同主体的凝视之下,被准确还原。本文将从作者之凝视、亲历者之凝视、外国友人之凝视三个方面分析作品对历史灾难的书写。

《一九四二》:温故苦难而知耻

电影《一九四二》将人们带回了70年前发生在河南大地上的那场人类浩劫,对"苦难"的温故,而能"知耻"正是这部影片希望带给观众的一点感悟。影片最为直接地告诉观众,1942年的这场苦难,是关于"吃"的问题。然而《一九四二》对于苦难的揭示并未停留在对一场灾难以及由此引发的"吃的问题"的情景展示,而是还原了一段中华民族的苦难史,是对特殊的历史时代和特殊的民族性格的反思。

“温”的叙事——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态度

"温"是汪曾祺绝大多数小说一以贯之的叙事态度。它包括:叙事主体的自我定位,以及在此定位之下叙述表现方式和行文方式。

虚构的纪实——多重视阈下的《温故一九四二》及《一九四二》

随着电影《一九四二》的热映,刘震云原著《温故一九四二》也引起大众的关注。文艺学者、影视界人士、普通读者和观众以及历史学者等则分别从文学、社会以及历史等不同视角来评价作品。总体来讲,大众对刘震云作品持肯定态度,但一些历史学者则从与1942年相关的政治历史问题入手,对刘震云作品提出诸多质疑。质疑的根源在于历史学者和刘震云对待作品是纪实还是虚构的认知态度上。从作品的叙事视角、叙事手法以及批判立场来看,这是一篇新历史小说,作品在虚构中有着纪实成分,纪实中又进行着合理的虚构。

论电影《一九四二》对原著小说的改编

电影《一九四二》是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而成,电影忠实于原著小说,在主题上都表现了对民族灾难的再现、对乡土情怀的流露、对国民性的叩问、对生存与希望的思考、对人性与尊严的拷问等。在叙事手法上,电影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线索有所变化,情节有所增删,人物设置也有较大的突破。在改编的基础上,电影运用了黑色幽默的艺术手法和原汁原味的河南方言,增加了黑猫、风车和"圣经"等意象。电影的改编,在成功地表现灾难主题的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立足民族生存的历史重构——评文字与图像的《温故一九四二》

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影视作品走红之后又推出相应的文学作品，这种文字与图像配套运行的创作模式早已是中国社会的一道文化景观。即便如此，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与冯小刚据此导演的电影《温故一九四二》（后改片名为《一九四二》）仍然极大地吸引了国人的眼球。

《温故一九四二》(节选)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温故一九四二》

作为理论形态的新历史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现相对较晚。刘震云在完成其初期文学创作实践后开始向新历史主义文学创作靠拢,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温故一九四二》是其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品。文章将从边缘史的创造理论、对历史的解构等方面来探求《温故一九四二》的新历史主义特质和深度意义。

“王道”与“人道”——论《温故一九四二》的极权主义批判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将焦点聚焦于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饥荒。通过对这段已被大众遗忘的历史的再书写，作者极力批判了“王道”、“正史”对民众的压迫和遗忘。在作品中，这种批判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对灾难的再现和对政府消极救灾的披露。在灾难的再现上，作者通过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指出三百万人的死亡，并非“天灾”，更是“人祸”。

电影《一九四二》对小说的改编及其意义

电影《一九四二》对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改编主要表现在主题阐释更多元化、情节更强调故事感、人物形象更有层次等三个方面。电影与小说相比,风格基调更为丰富厚重,接受性更强,影响更深远;电影通过对小说的改编而挖掘、发挥了文学文本的现实意义。

叙述者的笑:解读《温故一九四二》

《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调查体"小说,文本叙述者"我"在采访实录各种相关的人物事件时,一共发出了五次且轻且浅的笑声。引发五次笑的情景、语境不同,由此展开的对生存、历史等问题的思考也各有意味。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笑,具有使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与叙事客体相隔离的功能,也达到了激发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冷静地看待历史、独立思考问题的效果,同时隐秘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问题和现实生活的态度。

感知历史深处的民族之痛——读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冯小刚导演的贺岁大片《一九四二》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热评如潮。而改编于著名作家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自然也表现抢眼。

荆棘后的温情——从《温故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二》

读《温故一九四二》（完整版），冯小刚名为“不堪回首天道酬勤”的长序带着19年的疲累和悲壮，让我想起安徒生《光荣的荆棘路》——后世至盛的赞誉照亮了智者仁人来时的路，像一片着火的荆棘。庆幸的是，刘震云和冯小剐不必做安徒生所说的殉道者，也无需把答案交给永恒的未来，历史这台幻灯机把画面定格在1942年时，他们已经走在下一帧即将亮起的荆棘路上了。

夹缝中的“民族寓言”——《温故一九四二》的双重叙事及其隐匿性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以取材于历史事实的非虚构性叙事在他的作品中独具特色。这部作品以河南大饥荒为背景建构了一个"民族寓言",其中浓缩了部分中国人的生存境况与精神生态:在其生存境况中,充满了饥饿、挣扎与死亡;而在其精神生态中,则充满了迟钝、利己与遗忘。这一"民族寓言"被置于宏大历史叙事与宏大政治叙事的夹缝之中展开,并在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河南地区的大饥荒中突显了其自身的意义。宏大历史叙事使底层百姓逐渐遗忘其在历史灾难中的挣扎,而宏大政治叙事则使人民利益在政治目的之中被忽视。在这两种宏大叙事之中,人民的微观生存与西方的正面作用常被隐匿。这部作品具有历史纪实风格的叙事与上述两种宏大叙事产生对抗,揭示出宏大叙事对微观层面的个体生存状态与精神生态的遮蔽作用,并清晰地标识出西方因素的位置与作用。刘震云在作品中对双重宏大叙事"祛隐匿化",使"民族寓言"得到了完整呈现,从而使人们得以直面更为真实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

再现历史与还原历史的两难选择——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的历史叙事

《温故一九四二》通过借鉴新历史主义"以文本再现历史"的方式对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展开了不同于以往"大历史书写"的新的历史叙事,但是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刘震云意识到"文字还原"的局限性,因此,在叙事的过程中借用大量的历史文献来着力打造文本的"客观性",力图还原真实客观的历史,即刘震云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存在着契合的同时也有不尽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