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看“戏曲”与“小说”之关系——以《合同文字记》的体裁流变作为参考

作为"史学"之末的"小说"与"史学"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章从"小说""戏曲"对"史学"题材的继承、价值功能的因循和叙事思维与手段的承袭三个视角来审视二者之关系,在此基础上,以话本《合同文字记》的体裁流变为参考,对"小说"与"戏曲"文体的独立与互动进行探讨。

戏曲对“三言”的改编——以车王府藏曲本中的明代戏为例

“三言”作为明代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对后世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针对“三言”故事题材的嬗变这一问题,学界已有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叙事文学的戏曲也受到了“三言”的影响,以往对“三言”戏的研究多集中于文人的改编作品,忽略了俗文学中也存在“三言”戏。“车王府藏曲本”作为清代俗文学的集大成者,其中部分作品题材就取自“三言”。本文通过对“三言”故事和改编作品的对比分析,将研究重点落脚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嬗变这两部分。

从小说到戏曲:《红楼真梦》的文体转换与文化内涵

生活于晚清、民国之际的郭则澐以学者身份从事小说、戏曲创作,先作《红楼真梦》小说,继撰《红楼真梦传奇》,这一再度创作行为和文体转换反映了作者对解读红楼故事的执著与自信;从人生态度和所处时代来看,其创作《红楼真梦》小说和戏曲的主要用意并不在于这两种文学样式本身,而是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就晚清以来的世道变迁与文化发展而言,这种道德忧患和文化忧虑并非多余,更不宜以落后腐朽完全否定,而是含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

惊声、奇画、豪情——《行路难(其一)》的抒情性研究

中国文学开篇之作《诗经》开启的“诗言志”道路,经历了陆机的“缘情”说,刘勰的“物以情观”“情者文之经”等说的流变,一直到明清的世情小说与戏曲,都没有脱离对于人的自然情志的格外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