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文献研究与数字化之思考

相较于诗文文献研究,小说文献研究与数字化工作仍显滞后。小说文献研究,对“小说“”文献”两方面均有价值。从研究方法上说,小说文献的特殊性、复杂性在古典文献研究中均较少见,故其可以丰富既有文献学的方法,并与最近兴起的抄本研究形成呼应。理想的小说数字化工作应立足于以下两方面:在学理层面,对小说文献所涉及的根本性问题加以反思,拟定义例,建立标准,达成共识;在操作层面,采取联盟协作方式,打造学者共同参与的共同平台。数据库设计应在初期充分考虑小说文献研究可能涉及的需求,分阶段按重要性逐步完成。

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应回归中华文化本位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类:一类是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通称史志子部小说;一类是不为史志著录而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小说,也称白话小说。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主要采用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离白话通俗小说较近,而离史志子部小说较远,故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前者而相对忽视后者,许多有价值的文化资源未能合理开发利用。在中国文化本位意识和学术本土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反思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对中国史志子部小说的歧视、误读和曲解,发掘史志子部小说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以推进中国现代文化的本土化进程。因此,当前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应该回归中华文化本位,将重点放在史志子部小说方面,以弥补一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两类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失衡的缺憾。

对近十多年来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新发现的梳理与思考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寻找、发现新文献一直是一项备受关注的重要工作,其价值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每当有重要文献的新发现,比如《游仙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全相平话五种、《金瓶梅词话》、《红楼梦》甲戌本的发现等,不仅给学界带来惊喜,带来全新的学术信息,而且由此形成新的学术话题与研究领域,推动着整个学科的发展。可以说小说文献新发现与小说研究之间一直保持着较为良性的互动关系,由此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传统。

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研讨会综述

9月14、15日,"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日本、法国、韩国、澳大利亚、荷兰、新加坡的80余名学者专家参加了会议.

基点与滥觞:中国古典小说文献三十年掠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在反思求新过程中，从理论观念到思维方法，逐步完成了大转型。特别是在近三十年中，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是过去七八十年所不能比拟的。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基础，也是显示全局工作盛衰的重要表征。其内容是多方面的，

《永乐琴书集成》的小说文献价值

明成祖敕撰的《永乐琴书集成》前集二十卷,保存了战国秦汉至元代文言小说的丰富资料,尤以六朝及唐五代为多。这些资料对于小说辑佚和校勘颇有价值。尤其是它提供的《幽明录》、《洞仙传》、《异闻集》、《仙传拾遗》、《搢绅脞说》、《夷坚支志》等新的佚文资料,为他书所未见,有裨于辑佚。而《续齐谐记》的佚文《王敬伯》虽多见引用,而此为全文,弥足珍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文献研究的新变、不足及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文献研究发生许多新的变化,这既意味着更多更大成就的取得,比如出现一些具有集大成意义的成果,研究视野更开阔,探讨更为深入,出现一些学科新增长点,等等,但同时也意味着困境和挑战,毕竟随着研究的进展,取得新突破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如何突破瓶颈,使小说文献研究走上一个新台阶,这是研究者们不得不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九届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综述

2010年8月10日至11日,由韩国成均馆大学主办、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和(中国)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九届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在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我国大陆、港台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的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就新发现的朝鲜铜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热烈讨论,还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文本、分类、翻译、源流传播、数字化、语料库、审美与文化等方面内容,这是东亚地区中国小说研究的盛会,也是中外学者研究心得的近距离交流。

从作者研究谈白话小说文献学的基源问题

作者研究在白话小说文献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相关理论反思还有待推进。就"何为作者"来说,应该重点从小说文献视角厘定署名"通例",切分公共领域的作者称引和具体研究中针对某一特定文本的作者/贡献者论证。就考辨作者来说,应重点厘定各类史料的价值并意识其限度,保持谨慎心态,区分"假说"与"定说",避免过度推论。对小说作者的特殊性加以系统反思和理论梳理,有助于推进小说文献研究的精细化,并使之具有"学"的品格。

孙楷第与中国古典小说文献学之创立

孙楷第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之一。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所作的推进,是通过对中国小说版本目录等文献展开研究完成的。由他编纂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和《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小说目录学著作,是中国古典小说文献学的奠基之作。本文由三方面入手,对孙楷第的中国古典小说文献研究作具体分析。

本世纪以来中国小说文献研究的新进展——以其间出版的相关书籍为例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变和学科自身的发展演进，中国小说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而言，在新世纪之初的十多年间，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其中有收获，也有隐忧，值得认真梳理和总结。

唐人小说文献中的嗜酒仙人与唐代的酒文化

在《太平广记》所收录的唐五代小说文献中，唐代的仙人都喜欢饮酒，酒肆是仙人常常出入的场所：《太平广记》卷三十五引《仙传拾遗》中《冯大亮》一文中写道，冯大亮家置酒肆，经常“有樵叟三五人，诣其家饮酒，常不言钱”，这几个樵叟就是隐形混迹的仙人。卷三十九引《逸史》中《刘晏》一文，写刘晏寻仙，在长安市肆间得知“常有三四老人，纱帽柱杖来取酒，饮讫即去”，随后他遇见的这几个仙道果然“引满饮酒，谈谑极欢，旁若无人”。卷四十引《逸史》中《章仇兼琼》一文，写章仇兼琼尚书镇西川时，有一个卖酒的经常看见“每有纱帽藜杖四人来饮酒，皆至数斗”，“谈谐笑谑，酣畅而去”。原来这是太白酒星，“仙格绝高，每游人间饮酒，处处皆至”。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对小说类文献的运用

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将小说类文献看作可资信实的史料,其思想深受陈寅恪学术研究的影响。该书中,作者援引了约23种小说类作品,并通过"详辨而慎取"的治学方法,对唐代行卷的社会风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审的解读。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中小说类文献目录之比较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对后代的书籍分类和学术流别的考察具有深远的影响。《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四部分类目录,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的第二部重要的古代综合性图书分类史志目录,它对我国古代目录学影响深远,对古籍考证、辨伪意义重大。本文从小说类文献目录这一角度,对《汉志》与《隋志》试作一个比较,从中看出二者的变化,以及小说演变发展的过程。

关于中国小说话

小说话是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中的一种重要文体。本文就小说话的基本特征、演变略史、主要类别,及其在文献资料与理论批评方面的价值,作了勾勒与梳理,以期小说研究者重视对这片园地的开垦。

古代小说研究的现状及两个发展维度

近十余年来，古代小说的研究情形较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有必要对其进行宏观总结。本期刊发刘勇强、苗怀明两位教授的文章，目的即在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刘勇强的《古代小说研究的现状及两个发展维度》据以“外延式发展（扩张）”与“内涵式发展（增长）”的视角，提出“以学术史总结为发展的前提”以反思近十余年古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趋势：认为相关学术史论著应具有学科意识，并能将既有研究见解、方法与当下学术前沿问题进行有效结合；所谓“外延式发展”表现为古代小说研究学术视野的变化，“内涵式发展”则源于古代小说的自身特点与本学科内在理路的发展，是古代小说研究的本体核心部分；相关研究应将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二者并重，确立与特定研究方向相适应的较为科学有效的小说理论方法，充分把握小说文体，并在以内涵发展为主的原则下进行循序渐进式研究。而苗怀明的《对近十多年来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新发现的梳理与思考》一文，从小说作品、小说版本与小说史料等方面梳理新近发现的小说文献及其经过、检索来源及相关方式等，认为在调整思路、改变方法的情况下，通过拓展小说文献搜寻的渠道和范围、充分利用文献数字化的成果，小说文献的发见仍有很大拓展空间；因为文献搜寻渠道与范围的拓展意味着研究视野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变革，其对小说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可以想见的。两文均能给人以较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