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中凌叔华小说译本的翻译选择

民国时期的文学翻译处于我国四次翻译高潮之一,民国时期文学翻译的译入研究已经取得不少的成果,而对于译出的相关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民国时期虽创办了不少的英文刊物,但从文化学术性和影响力来讲,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天下》当属佼佼者。凌叔华作为京派小说的女作家之一,《天下》收录了其本人和朱利安·贝尔合译的三篇小说译文。本文即以《天下》中凌叔华小说译文为例,分析在中西译者合译的译本中西方译者的翻译选择以及文化身份对翻译结果产生的影响。

评契诃夫短篇小说译本中词序语用意义的再现

本文试图以翻译等值理论为依托,从修辞意义、感情色彩意义和交际功能三个方面来分析契诃夫短篇小说译本中词序语用意义的再现程度,通过对比分析各译本对原文词序的处理方法,力求得出更为有效的翻译模式,使俄语词序的语用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最大限度再现。

明清时期西传中国小说译本中的“译名”问题研究

文章将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小说西传译本作为研究译本中人物及地理名称翻译和译者翻译立场间关系的模板,以此考察早期中国古典小说译本中关于"译名"问题的普遍现象和规律。译本均在保证了原作故事情节完整的情况下,为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品味对人物名称进行了相应的调适,这些翻译策略在我们所提出"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仍有着现实的启示。

维克多·雨果法译本小说《悲惨世界》中的语言特色

《悲惨世界》是法国作家雨果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作品之一,通过描写主人公冉·阿让的人生遭遇,讲述了一个被救赎的故事。小说论证了教化不能通过惩罚的方式来实现,而是要建立在关爱的基础上的道理。法译本《悲惨世界》拥有较为鲜明的语言特色及艺术内涵,通过对其故事梗概、人性观进行深入地了解,可以更好地感受其叙事语言的多样性、人物语言的复杂性,使《悲惨世界》的语言分析,更加契合作品的创作情境,进而不断提升语言分析的精准性、针对性与合理性。

藏族作家德本加汉译本小说的后现代解读

藏族当代作家德本加汉译本小说集《人生歌谣》收录了作者各个时期创作的18篇小说。这些作品在民族文学叙事方式、时代特征等方面,都体现出了一定意义的探索。转型期文化焦虑和寻求民族文化的回归得到了呈现,也呈示出藏族文化中的"孤独"意识。

晚清小说译本中“拟话本”的文体变异——以《海底沉珠》为例

在晚清小说译介中,以《海底沉珠》为代表的“拟话本”作为译入文体,同时受到西方现代文学观念、西方小说表达技巧、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体制以及民间口头“说话”传统的影响,既发生了能够冲击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传统的变异,又因译介中的复杂诉求而表现出对该“传统”的刻意接近。由此,晚清小说译本中的“拟话本”文体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既是受到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影响的“新小说”译本,又与中国“旧”小说传统存在深刻的亲缘性;它与一般理解中的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之间尚有差距。

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夫妇合译风格分析——以刘震云小说英译本为例

文章旨在基于"葛浩文英译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考察葛浩文夫妇合译风格特点。通过定量比较葛浩文合译与其独译刘震云小说英译本、葛浩文合译刘震云小说与其独译莫言、苏童小说英译本中各种语言形式参数的统计结果,得出三点主要发现:一是葛氏夫妇刘震云小说英译本的词汇丰富和多样度较低、语言表达较为简洁、句子较为短小,他们对原文句子结构尊崇程度较高,侧重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二是葛氏夫妇合译与葛浩文独译刘震云小说在中英文文字量比值、中英文主要句对类型比例、报道动词said出现位置上、强调斜体词使用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三是葛氏夫妇合译刘震云小说与葛浩文独译莫言、苏童小说在英译本词汇丰富和多样度、中英文主要句对类型比例、强调斜体词使用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以上差异表明,葛氏夫妇合译刘震云小说的风格确实具有独特性。

浅谈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补偿策略——以莫言小说《变》的英译本为例

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但不同语言间的文化相差甚远。因此在文学翻译中,需要对文化进行翻译补偿。本文以莫言小说《变》的英译本中出现的文化补偿现象为例,浅谈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补偿策略。

图像叙事与小说话语层的偏离型重构——以插图版鲁迅小说英译本的考察为例

21世纪以来,图像叙事研究逐渐兴起。在此类研究中,插图版译本的图像叙事研究较为特殊,因为在插图版译本中,不仅存在由一种文字至另一种文字的语际转换,还存在由文至图的符际转换,且二者共存于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插图的图像叙事往往形成对源文话语层的偏离型重构。在鲁迅小说的英译本中,这种偏离型重构主要有三种类型:插图对源文的情节进行预叙、插图对源文的叙述视角进行转化、插图对译入语读者的观察位置进行具化。它们以不同方式影响译入语读者对小说的理解。由此,建构一个涵盖偏离型和忠实型重构的分析框架,能够助益今后的相关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译者风格研究——以莫言小说英译本为例

作为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的大量作品被译成外文。英语译者葛浩文对其作品的持续关注与翻译,使得莫言的作品得以真正意义上地走进西方读者的内心世界。首先对葛浩文译文汉英平行语料库进行分析,随后阐述葛浩文译者风格的特质,并分析其风格、基本特征,最后在语料库的基础上探究葛浩文译者风格。通过分析得知,中国文学要想真正地"走出去",在拥有优秀作者与作品的同时,也要求译者长期关注、连续翻译作家作品,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应保持长期友好状态。

左拉《实验小说论》最早汉译本版本辨伪

《实验小说论》最早汉译本存在两个内容一致、署名各异的版本:署名“修勺译”的美的书店本与署名“张资平译”的新文化书局本。本文先从底本语言、文学渊源等方面指出新文化书局本存在的疑点,再从副文本、出版经过等方面对美的书店本加以考述,最终得出结论:美的书店修勺译本是有据可查的真本,新文化书局“张资平译本”是托名张资平的伪本。时至今日,《实验小说论》伪本仍被当作“民国西学汉译要籍”加以重版,也反映出学界史料辨伪意识较为薄弱。去伪存真,确保史料的可靠性,应成为文学研究的第一步。

对外汉语教学中翻译小说的运用与审美互动

文学之于语言教学的作用及地位不言而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人们常常将优秀的汉语作品作为引读对象进行推介，而忽略了英文小说汉译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文章以英汉小说翻译为例，分析对外汉语教学中英汉翻译小说的运用及审美经验的培养。

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综述

自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国内对于莫言英译本的研究日渐兴起。葛浩文是英译莫言作品并使其走向英语世界的重要人物。文章在收集并分析国内相关论文、报纸及著作的基础上,对国内关于莫言小说英译本的翻译策略、翻译效果、翻译语言、翻译思想以及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期帮助研究者了解莫言英译研究现状,为进一步进行莫言小说英译研究提供指导。通过分析总结发现,国内对于莫言小说英译本的研究多集中于翻译策略、翻译效果及翻译语言方面,而对其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多借用理论进行文本分析,较少有宏观的数据分析;另外,研究对象集中于莫言中长篇小说的英译上,对于莫言短篇小说英译的研究则是凤毛麟角。

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译者风格分析——以莫言小说英译本为例

本文旨在基于"葛浩文英译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考察葛氏的翻译风格。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莫言五部小说英译本中各种语言形式参数和强调斜体词的统计结果,得出三点主要发现:一是葛氏所译五部莫言小说的英译本在标准类符/形符比、中英文文字量比值、中英文句对主要类型排列顺序、said报道小句语序、强调斜体词使用数量方面都基本一致,这说明了葛氏翻译风格在这些方面具有一致性;二是葛氏英译莫言和苏童小说的风格在许多方面具有一致性;三是葛氏所译莫言小说英译本均具有明显的美国英语原创文本特征。本文认为,莫言小说得以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究其原因有以下四方面:葛氏对莫言小说的长期关注、他对莫言众多小说的翻译、他与莫言的合作关系以及他的主观能动性。本文结论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仅要有优秀的作者和作品,还需要译者对作家作品的长期关注和连续翻译、译者和作者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文学评论与经典重构——西方书评人眼中的鲁迅小说英译本

书评人作为文学系统中重要的标准塑造者与舆论引导者,对于译本在目标语文学文化中鸽传播与经典化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其小说英译本受到了西方书评人及时、广泛、持续的关注;与氏同时,书评亦成为新旧译本经典之争的角力场。文学经典的轮替既有客观原因,也可能受到包括书评人在内各种主体餉操控。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中国文学译著的出版者、编者、译者以及翻译研究者应充分认识文学系统的复杂性与文学评论的重要性,积极跟踪优秀译本在海外评论界的接受情况,为其在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化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英语新教材之“活力”呈现

随着第四批省份加入新高考行列,对于新课改与新教材的研究与探索再度开始。依据新课程标准为“源头”的高中英语新教材,以老教材为基石,做出了新的融合,实现了新的突破,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不断前行的教育呈现了新的“活力”。同时,以此为践行要求,新教材推行着新的教育目的、新的课程观与教学观。另外,结合一线调研,对于新教材与新课改的具体实施,还有着新的可拓展方向。

论近世以来日本文人的中国通俗小说观念流变——以小说序跋为线索

江户时期以来,日人翻译中国通俗小说和创作汉文小说时,卷首常附有其以汉文创作的序跋。以时间为序对这些序跋分析可发现,江户时代前期日人写作小说序跋,思想观念和描写手法仍处在摸索、模仿阶段。江户时代中后期,日人带着学习目的阅读中国通俗小说,能够快速学习中国文人观念,并加以融会贯通,对小说的态度也更为宽容,很早便养成了细读文本、注意版本等习惯。此时日人在创作汉文小说序跋时,虽仍以中国小说为绝对权威,但也逐渐萌生出独立的创作意识。而明治维新之后,日人所撰汉文序跋强调小说创作要与现实生活产生联系,又深刻影响到了近代中国的小说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