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日本与梁启超小说趣味论的确立

近代小说趣味学说是小说启蒙话语向小说艺术学说的重要过渡阶段。1900年,梁启超在《惟心》中提出“心境”论,并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企图建构小说影响机制理论,提出小说能“导人以游于他境界”,情感和趣味是进入小说境界的必由之路。明治日本文艺资源直接影响梁启超小说趣味学说的生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坪内逍遥关于小说作为艺术及其影响机制的言说深深影响梁启超的论述,梁启超企图建构小说影响机制理论,认为小说“导人以游于他境界”的重点在于小说的趣味;二是深受明治日本历史小说写作的影响,由前期政治小说的思想说教转向历史小说知识图景的展现,蕴含政治思想、历史知识和文学趣味的历史小说逐渐成为小说界革命推重的小说类型;三是梁启超与留日学生等边缘知识分子关于“中等社会”的论争进而确定小说启蒙的主导力量,即由旧士大夫转化而来的新知识阶层和学生群体。随着启蒙主导的确立、小说类型的推重、小说影响机制的明确以及小说趣味论的生成,小说界革命在《新小说》第八号后逐渐转型。

从审美之“趣”到娱乐之“趣”——晚明小说观念中的趣味化研究

在晚明特定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潮影响下,"趣"这一审美范畴逐渐失却了其原本的空灵超俗之味,沾染了不少世俗逐乐的自适之味,由审美之维滑向了娱乐之维,这个趋势在晚明的小说观念中尤为显著。晚明时期,越来越多的文人敢于正视自己的享乐需求,在此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小说评点也开始追求好玩和有趣的特点。晚明的小说序跋也集中反应了当时的小说创作者和阅读者对于小说的态度和小说功用的看法。不同于小说评点中对于趣味不加掩饰的追求,序跋的情况较为复杂一些,其对小说所具有的趣味性观念在表述上有肯定,有否定,有坦而言之,也有王顾左右而言他的。

小说趣味浓厚的《晏子春秋》

战国后期,出现了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颇具小说趣味的史传文学作品,如《晏子春秋》。它的出现,不但透露出史传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之间的微妙关系,也预示着两种文体从包蕴到分流的某种可能。

论曹雪芹的“趣味”小说观

曹雪芹有意识地在借用小说形式向读者宣扬他的"趣味"小说观, 蕴含着艺术革新与反理学的双重意义。"趣味"说标志着中国小说家对小说艺术本质的认识又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