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中后期话本小说重写宋传奇的书写策略

明代中后期话本小说重写宋传奇现象较为普遍,这成为宋传奇在明代流播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现存的重写宋传奇的19种明代中后期话本小说,可以探赜话本小说作者何以改变宋传奇原有的叙事方式以适应不同文类与题材需求,进而考察其重写策略。兼容性扩增是明代中后期话本小说重写宋传奇的重要策略,主要表现为题式显事性增强与普及扩充各类知识两个方面。此外,处理情节技法多元化、叙述结构的套用也是其重写宋传奇的重要书写策略,并赋予宋传奇叙事以晚明风韵,促进了宋传奇在明代的流播与接受。考察明代中后期话本小说重写宋传奇的书写策略,有助于探讨小说内部不同文类间书写性质的差异,对宋传奇在明代流播方式与效果的研究至关重要。

莎士比亚经典与当代犯罪小说的“共谋”:论奈斯博小说重写《麦克白》

通过分析奈斯博小说重写莎士比亚经典悲剧《麦克白》的书写策略,探讨作为大众文学样式的犯罪小说如何借助经典文学实现“价值最大化”,从而提升其本身的文学价值。奈斯博将莎士比亚《麦克白》的情节、人物、情绪、思想融入其犯罪小说叙事框架,实际上使自己成为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共谋人。他通过小说叙事对罪恶意识的思考,富有创意地再现了麦克白的反思,从而建构起当下与经典的关联。奈斯博重写《麦克白》为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传承经典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小说观的“翻转”与小说史重写——从《四库全书总目》到文学学科教材

《四库全书总目》在传统小说观念、钦定官学姿态以及艺文书目的矩法束缚下,甄录小说中“考证欲详”“有裨于史”者,以期能够“广见闻”“资考证”“寓劝诫”,雅驯小说遂成为“正项”;而“叙述欲详”“猥鄙荒诞”的通俗小说作为“异项”被弃收和边缘化。《总目》所构建的知识体系被清末舶来的现代学科所取代,文学学科教材作为新的小说批评者以群体的形式出现。通俗小说“翻转”成“正项”除表现在通俗小说强势占据文学史、小说史章节以及语文教材小说选文之外,还在于通俗小说自身的内涵与外延扩张,如将弹词纳入小说范畴。作为小说史身份的《总目》小说家类提要包孕小说发展历程,可以打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史自鲁迅始”的约定俗成,以期在重写小说史语境中实现“正项”与“异项”双峰并举的局面。

论鲁迅《狂人日记》的“重写型”小说--兼及“‘新’事新编”作为一种创作模式的意义

《狂人日记》问世以来,出现了多篇对其进行“重写”的小说。这些小说或对“前文本”主题进行“复述”,表达对于“吃人”真相的发现以及“救救孩子”的呐喊;或对“前文本”主题进行创新性“变更”,立足于作者所处时代,进行多向度、多层面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东南亚作家的“重写型”小说,则重点表现南洋“华文断根”的困境,表达对遗忘华语和华族文化的“新遗民”的批判。《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不断被后人“重写”这一现象,应赋予其一种象征性意义:区别于以往“重写型”小说以古代经典作为重写的“前文本”,而将“前文本”转向现代经典,开创了与“‘故’事新编”模式相对的“‘新’事新编”模式;“‘新’事新编”作为一种崭新的创作模式和文学创作现象,应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和关注。

消针尖麦芒于温柔陷阱——莎士比亚《驯悍记》与泰勒《醋女孩》

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向来为改编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安妮·泰勒的当代小说重写《醋女孩》(Vinegar Girl)以独具作者创作风格的书写,用“温柔陷阱”应对了这一挑战。本文首先分析了《驯悍记》的各种改编策略及其得失,通过对照分析《驯悍记》中凯特琳娜和《威尼斯商人》中鲍西亚的两段台词,并进一步观照泰勒小说中女主角的“结婚宣言”,指出泰勒以温和幽默的笔调为《驯悍记》颇具争议的两性冲突提供了可能的另一条出路,但同时也削弱了莎剧原作的语言锋芒和深刻的女性权利话题,而这样的得失,可以为经典重写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案例。

悲剧再生的个体经历与反思:论《李尔王》与《邓巴尔》

本文从重写策略及当代经典重写意义出发,探究圣奥宾的《邓巴尔》对莎士比亚《李尔王》的小说重写。作者在细致分析小说中悲剧人物、场景和事件后指出,莎剧批评给予《李尔王》丰富多重的诠释,也带来诸多开放的问题,而重写最有启发性的揭示在于:文学作品和现实世界产生各种纷繁复杂的联系,后者在被前者书写和重构的过程中,并不能由此得以闭合、有序、稳固地安排,而是随着人们的阅读和接受,作品不断被重新语境化,而在性别、社会、心理、历史等的研究探索中,作品内外的现实也在不断变化,因而我们对待经典改写的态度也不断变得更为包容和开放,并不断发现其无论显在还是潜在的可能性。

翻译与重写的“知识”如何启蒙?——《泰西历史演义》的生成与价值

"重写外国史小说"是晚清时期新出现的小说类型。长期以来,学界对其文学价值多有质疑,但均肯定其知识启蒙价值。本文以《泰西历史演义》为个案,考察了其文本生产过程,包括文体转换、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情节、细节、情境、措辞的重组,认为经过一系列的增删改易,其中的历史"知识"已严重变形,不再具有知识启蒙价值;同时,又因为表达了作者的政见,并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形式和语言,这类小说又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