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奇幻小说的界定与价值

作为一种新兴、独立的故事文体,现代奇幻小说与科幻小说一样属于幻想文学的一支,它最初在神话复苏与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形成,并表现出独特的文学内涵与艺术价值。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现代奇幻小说在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实绩,但与之相关的理论建构却始终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其文类界定与价值判断也尚缺乏一个相对客观的认知与评判。事实上,在对现代奇幻小说的文类边界进行判定时,既应追溯其源流,也应观采其发展。除此以外,现代奇幻小说的诞生与繁荣也喻示着现代文化的又一次转向,它在与流行文化合流的过程中既呈现出与以往小说作品大异其趣的艺术魅力,同时也为批判现代文明提供了新的路径与窗口。

从学术概念到文学文体的迁移——文类语境下古代小说的演进逻辑

先秦至汉代,小说是一种学术概念;汉末至唐,小说是一种广义的文类概念;由宋至清,小说不仅是一种文类概念,更是一种文体概念。这三种小说概念的演进契机是时代与文风的丕变。在中国古代的文类语境下,概念小说通过向各散文文体的迁移,最终形成了小说的各种子文体:向笔记文体迁移,形成了笔记体小说;向杂史杂传迁移,形成了传记体小说。这是古代小说在中国古代文类语境下的独特演进逻辑,也是小说文体在演进过程中自我扬弃、创新的本质体现,这对于我们思考古代文学中其他文体迁移现象或有启示意义。

论当代汉语边地小说的审美发生

对于当代边疆地区极为丰富的文学现象,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是从少数民族文学这一视角加以认知和理解的。少数民族文学这一学科概念在突出民族文化特质的同时又有局限在民族文化内部之嫌。回溯边疆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演进,不难发现,边疆地区的民族与文化融合与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意识转变紧密关联,正是这种融合与相互作用促成了边地创作的发生和发展。认为将相关创作现象置于“边地”这一文学地理空间,其审美内蕴可能会得到更为恰切的阐释,并且,其民族文化特质也或将得到更恰当的凸显。

论小说叙事中的“背景”

作为中外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体,小说从古老的故事一路蜕变而来,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形态各异,花样迭出,规矩难觅,法则难求。带着本质主义的思维,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些具有评判标准的通用律则,但常常又会发现,仍有大量优秀的小说处在各种所谓的律则之外。这或许正是小说艺术的魅力所在。当一种成熟的文体不断走向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说明它的内部仍然充满巨大的活力、潜力和可塑性。

继承性与民间精神——百年前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传》的文化史价值

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故事母题,在武侠文学视野中延续了《水浒传》的艺术生命。第一,仿拟女强人比武耍横:增加了男女混合的比武打斗,善于利用团伙优势挟制官府,与懦弱丈夫组合反暴等。第二,仿拟李逵对李鬼之辈的打假:赵作未忽视英雄的同情心,还注意到冒充者受银后的感恩心理,江湖黑店聚焦也有新开拓。第三,仿拟杨志卖刀:揭示出控方盯得紧、地区“健讼”风气、贪吏敲诈、讼师牵线等。第四,重写解珍解宝被夺猎物,侧重黑恶势力的吞占,突出了侠义英雄的纯粹利他、团体内部正邪纷争问题。水浒类话语再生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也因这时代战争风云、外强欺凌和内在诸多困扰,使水浒类话语的含蕴有特定政治场域的针对性。

城市的新景观、诗学隐喻与修辞语言——论小说、舞台剧和电视剧《繁花》

金宇澄的小说《繁花》采取了图文并茂的方式来表现上海的城市空间,被认为是最好的表现上海的“城市小说”,舞台剧、电视剧《繁花》则通过舞台和影像直观地展现了上海的城市新景观。在舞台剧《繁花》中,导演马俊丰运用转台、多演区、多媒体等手段来展示舞台的假定性、空间性和意象性。电视剧《繁花》则拍出了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的上海这个魔都的魅力。导演王家卫没有完全按照小说、舞台剧的散点式来结构,而是围绕着阿宝的焦点展开叙述,因此将电视剧《繁花》拍成了电影,或者说上升到了电影的高度。这也可以说是电视剧《繁花》的美学意义。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思考——以“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课程具有鲜活的时代性,教学内容具有迷人的魅力,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与“中国故事”高度契合,在课程思政方面颇具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某些教学改革的困惑。本文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特点出发,结合“十七年”时期的战争题材小说,分别从修订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完善考核方式,创新教学手段等方面具体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以期切实提高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

网络科幻小说新形态的叙事实践——评天瑞说符《我们生活在南京》

天瑞说符《我们生活在南京》,是网络文学与科幻小说的融合性叙事之作。超常的想象力紧贴现实大地,将中国情感伦理和文化特质化为叙述的结构性动力。细节真实的日常生活与未来末世图景形成鲜明对比,引发当下与未来的共性思考。作品在网络科幻小说的创作中做出了有益尝试。

现代历史小说叙事策略研究

现代历史小说以现代艺术模式呈现历史文本,使其具有现代独特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规范。对非理性思维领域的延伸是现代历史小说自由文学表现力的一个层面,也是在历史小说领域建构现代价值体系的探索。现代历史小说家对史实进行艺术化处理,发掘出历史小说在现代独特的艺术美感。自由的文学表现力说明文学性回归历史话语领域,增强了现代历史小说文学地位的独立性,也对中国新文学呼唤“人”的全面解放做了有力的回应。

中国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

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特征是以政府为主导,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第二阶段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时期译介传播的主体开始多元化,译介作品的审美性开始得到关注;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此时译介传播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审美性更加凸显。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相对有影响的是莫言、余华、苏童等作家的小说和近年来有较大影响的《狼图腾》《三体》等单部作品。以这些为具体考察对象,结合亚马逊网站的读者评论、Proquest学位论文库和Jstor数据库的数据,分析发现:当代小说英语译作数量虽多,但是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十分有限。当代小说的译介传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世界的文学格局密切相关,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预期效果。此外,在译者选择、译作挑选和出版推广模式方面,需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和传播目的地的图书市场运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当代小说的译介传播,服务于提高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

19世纪英国海洋小说中的自由贸易经济思想

19世纪的英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形式变革,完成了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的转型。这一时期的英国海洋小说家们对这一经济变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通过创作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和文学再现。他们在创作时将抽象的自由贸易经济思想映射到小说人物对其经济生活的主观体验中,从文学层面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由贸易原则展开了对话。总体而言,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思想影响了该时期海洋小说的创作,而海洋小说的创作实践又反过来为英国思考自由贸易优势与弊端提供了文本场域与话语空间。

伦理正义与人的本质——论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以伦理正义为核心内容的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叙事层面,既摒弃了传统的职业伦理叙事模式,又与英国当时的主流伦理意识相悖,体现的是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质论观点和以边沁等人“以结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道德行为评价准则,通过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的职业道德操行描写,抨击了资产阶级崇尚法制和崇尚科学的虚伪性,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伦理正义的非公正性以及人的内在本质真实性。

文化主体性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文学表达——以1980—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核心

文化主体性是文学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具有民族文化主体内涵,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和传统文化精神的表达是其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思想解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于历史与传统道德伦理关系的思考;其二,在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寻根文学”对于文化之根脉的寻找与呼唤;其三,在表现民族精神的探索中,民间文化传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社会小说正名——兼论清末民初小说文类等级观念之衍变

清末民初,梁启超等新小说倡导者在众多小说类型中,一味高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的地位;未曾料及,偏偏是为其轻忽的社会小说多有实绩。社会小说之所以能在彼一历史时期脱颖而出、后来居上,乃至颠覆了既有奉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为最上乘的文类等级观念,缘其更顺应新兴的社会意识、社会视野的萌生。多年以来,史家却每每罔顾史实,不从细读文本入手,而仅仅凭着社会小说这一字面便望文生义,将清末民初社会小说的功能、旨向界定为“改造社会”,忽视了这其实是政治小说的题中之义。有鉴于此,社会小说的定义亟待正名:社会小说虽与社会关系密切,然其恪守“小说”本分,主观上并无“改造社会”这类标榜,而是关注社会细碎,珍重世俗,铺写世态,于不经意间揭示社会繁富多义的内涵。

鲁迅小说人物命名中的解/构辩证

拥有了小说命名权的鲁迅在小说人物命名中别有洞天,呈现出丰富的话语张力与解/建构辩证:在严谨正名(名正言顺)的实践中,他再现了旧的刻板与顽固,也彰显了新的希望与没落;在无名/共名的命名实践中,以洋文命名国人本身既有无处可逃的尴尬又借之呈现出可能的含混与丰富,而共名背后既有麻木单一,又可能有民间力量的反拨;在《故事新编》中,他又有“去名”的操作,呈现出其时他更繁复而深刻的意图——挣脱旧传统之网罗,即使神仙圣贤也未必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而批判与反思更不该就此停止脚步。

文本固化与类别偏移:宋元白话小说的文本变迁及其影响

依托于标志性的宋元讲史家话本以及小说家话本的分回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说话伎艺现场分回的基本状貌,也能以此为基础对于现存文本中的“每一回”做出更为清晰的观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来自宋元的小说家话本都是短篇的作品,可这只是它们被文本固化后的形态,在说话伎艺的表演场上,由于要分回演述,这些作品都应有更长的篇幅。这些作品都分属小说家下的八个类别,但由于表演的故事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在篇幅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类别归属在文本中也会发生偏移。我们既不能以现存文本的状况质疑宋元时期这些小说所属的类别,同时也应正视文本固化后这种类别偏移的现实,而这其实也是世情小说得以最终出现的重要因缘和契机。

戏剧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音乐与小说的对话

纯属巧合,抑或不谋而合,本期3位作者都从各自经验出发,贡献了不同的“跨界”思考,让我们很难得地欣赏到一场戏剧与小说、音乐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的三维对话。小说与诗歌、散文、戏剧(包括相声)、历史记叙,乃至学术论文的“跨文体”交流互渗,早就成为小说学的常见论题。小说与绘画、雕塑、建筑、舞蹈等其他艺术门类的沟通互鉴,也不时有人谈起,至于研究小说与中西丰富的音乐传统之关系,虽偶有所见,却并非司空见惯。至少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而言,音乐与小说,至今还是一个颇为陌生的话题。

为“想象力”祛魅:“小说发生学”的另一种讲法

千姿百态的现代小说最初都是如何酝酿的?完成一部小说,作家们要抓住怎样的契机,克服怎样的挑战?本期3篇文章都是探讨这个“小说发生学”的根本问题。春林教授坦言,他过去30年总以为《活动变人形》完全出自作家的想象与虚构,直到2006年读到《王蒙自传》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部长篇小说竟是“王蒙自己一种痛苦的童年记忆”。许多读者对王蒙小说都曾有过这种认知上的大逆转。春林教授由此展开两个方向的追问。

论明清侠义章回小说的伦理叙事与女性观念的发展演变

明清时期,侠义章回小说逐步发展繁荣,女性人物的性别存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伦理叙事所反映出的女性观念逐渐增强,女性角色在书中所占地位也越发凸显。这反映了明清小说家对社会现实认识的逐步深入,更加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从而给侠义小说的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女性角色增加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化思潮的影响、创作观念的更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不无关系。但是,由于封建时代伦理道德规范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女性最终只有服膺于性别角色的固有设定,进入传统伦常秩序之中,才能获得人生价值的圆满。

论学院派小说《向西行》中作家与批评家共同体构建

作家与批评家之争一直是学界热门话题。二战后,批评家几近“寄主”地位,两者难分伯仲。当代英国学院派小说家布雷德伯里深谙作家与批评家的复杂关系,视两者为“一对奇特的伴侣”,并通过学院派小说《向西行》阐述了作家与批评家共同体构建的三个阶段:1)误解与偏见:根深蒂固的歧视和敌意;2)对话与互助:从彼此对立到理解互助;3)赏识与共融:作家本我与批评家超我的融合。结论指出《向西行》超越了作家与批评家间的二元对立,致力于作家与批评家共同体构建,有助于促进两者的对话交流与互促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