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元何以占领农村:清末民初华北小额通货的流通与更替

经过清末民初一系列币制改革,铜元的官方地位经历了辅制钱而行、与制钱并重、超越制钱被设定为辅币、可由制钱熔化改铸等阶段的转变。但铜元是一种面值高于其含铜量价值的不足值货币,因政府对铜元币值的维护在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铜元流通出现了城市地区壅滞、内地农村拒斥的城乡货币分流现象,加剧了铜元危机。一战期间,在北洋政府平市官钱局、造币厂、炼铜厂,尤其是日本占领青岛后日商所雇中国商民的多重夹击下,华北农村制钱流失殆尽,铜元流通量明显增加。一战后,铜元全面取代制钱成为华北主体小额通货与市场折价基准,以“银两—制钱”为核心的传统城乡货币折价体系,亦转变为以“银元—铜元”为主的新货币体系,这对此后的城乡贸易、农民经济及农村金融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见币制改革的制度安排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而日本在华势力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币制变迁的重要外因。

清末小额通货更替与灾赈货币流通转型——以光绪三十二年江北赈案为例

庚子之后,清政府的官方小额通货铸造出现了由制钱向铜元的更替,清末灾赈中的货币流通机制也由此发生转型。光绪三十二年的江北赈案中,铜元短缺成为阻碍赈灾的首要困难,而遵循"以钱导粮、以钱导民"理念的《官义合办赈务章程》进一步增加了银钱兑换与铜元运输的压力。江苏当局通过奏请增铸铜元、采买外省铜料与铜元、倡导民间义捐铜元以及粜价归赈等措施来筹兑铜元,基本缓解了铜元困境。以此赈案为例可知,清末灾赈中小额通货的控制权与主导权发生明显转移,原有的"钱赈"机制出现转型,铜元融通问题成为赈款流通链条的核心环节,而官方通过控制铜元的供给与调运实际主导了灾赈的运转。

近代山西城乡货币体系变迁初探(1894—1927)——以小额通货为中心

1894—1927年间,山西城乡货币体系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演化周期,先后经历"银两—制钱"、"银两—私钱"、硬币型"银元—铜元"、纸币型"银元券—铜元券"等更替阶段。以甲午战后的全国性钱荒危机、1918年山西铜元厂成立与1923年山西省银行转为官营为时间节点,山西城乡主体小额通货出现制钱—私钱—铜元—铜元券的快速更替与加速贬值,钱荒危机与通货膨胀复杂交织,推动城乡原有的小额硬通货(制钱、私钱及铜元)大量流入政府金融部门,成为筹措饷需、维持财政的重要利源。期间,城乡市场的物价、工价、银钱比价也受到货币更替的巨大冲击,总体呈工价涨幅低于货币贬值幅度、货币贬值又低于物价涨幅的特点,这对乡村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近代山西城乡货币体系的变迁过程为考察我国城乡货币流通变动及其影响提供了重要案例。

艰难的复归:清初制钱流通的困境与重整

清初虽积极鼓铸,但仍面临着制钱流通危机。从顺治至康熙初期实际流通看,私钱泛滥、官钱低劣,百姓对制钱失去信心,制钱难以推广。康熙中晚期“小制钱”的铸造,引起比价波动。康熙末至乾隆初期,铸钱虽质量改观,但大量私销、囤积制钱,又阻碍了其流通。清初制钱流通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平衡,一些足钱区可以行用良好的官钱,但大多数省份难有足够的制钱流通,这与区域间的制钱供求、货币行用习惯有关。清初在国家政策与市场导向的双重作用下,广开铸局,促进制钱流通,直到乾隆时期完成钱法重振。清朝对制钱近百年的艰难复归,既是国家适应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和民众交易需求的产物,也反映了国家强力主导货币制度的复归。

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

"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庚子之后制钱铸造体系的规复与解体

制钱铸造在庚子之变中遭受重创,此后经历了一个艰难规复、地方实践、观念转型、民间转向与最终解体的复杂过程。面对庚子后的钱荒危机,清政府通过批准开铸铜元、重建中央铸钱局、改铸新制钱、推广粤式制钱等钱法改革,于光绪三十三年初步规复传统的制钱铸造体系。但随着各省对铜元余利的倚重与货币本位制改革的推进,朝野人士对主、辅币关系形成新的认识,铜元超越制钱被纳入主辅币方案,一文铜元亦在光绪三十四年逆转一文制钱成为推行全国的一文新钱。由此,钱法改革从属于本位制改革,政府币制改革观念亦由银钱并行、分层开展转型为统筹划一、建立银本位,故制钱被排除在新币制之外,长期亏赔的宝泉局最后亦被撤销。同时,民间私钱历经泛滥与衰落之后,在宣统朝转入消亡期。至宣统三年,虽然官私制钱仍在广泛流通,但相关铸造活动已全面停止,这标志着自秦代以后运行两千余年的传统铸钱体系最终解体。

民国时期华北灾赈货币形态变动与赈农模式转型

清末民初的系列币制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城乡银钱流通结构,直接推动了民国时期灾赈货币形态的变动与赈农模式的转型。随着华北主体小额通货逐步由制钱转变为铜元以及华北农村钱荒的恶化,清末至民国前期的灾赈货币形态经历了“以铜元为主”“银元为主、铜元为辅”“银元独大”的格局更替,导致灾赈中城市向农村地区输送小额硬通货、缓解农村钱荒的传统功能日益衰减。至1920年代,由民间赈灾团体倡导的农村合作运动逐渐将赈农模式转型为农贷模式,并在1930年代初的“商资归农”运动中达到高潮。但因农贷活动存在规模有限、贷款及其偿还俱为银元等不足,随着铜元的不断贬值,农民在“存铜还银”中利益严重受损,故农贷既无力扭转农村金融的枯竭趋势,也无法解决农村的小额硬通货短缺问题,最终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