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担与家庭旅游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两部模型,研究了人口负担对中国家庭旅游决策及支出水平的影响。发现:1)人口负担对家庭旅游决策和支出水平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决策阶段更易受到人口负担的影响;2)人口负担对旅游参与决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少儿负担比的正效应和老年负担比的负效应,旅游支出影响方面则表现为少儿负担比显著的正向影响;3)乡村家庭旅游支出水平低于城镇,其中高少儿负担比的乡村家庭参与旅游的概率更低,但选择出游的乡村家庭中,少儿负担明显拉动了旅游支出水平;4)家庭旅游支出水平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中西部家庭旅游消费水平显著低于东部,但人口负担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却不存在区域异质性。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少儿抚养负担与劳动参与率关系研究

利用1990—2014年国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在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少儿抚养负担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少儿抚养负担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低收入国家的少儿抚养负担对劳动参与率呈现正相关;中高收入国家的少儿抚养负担与劳动参与率呈现负相关。少儿抚养负担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机制是由人口转变和劳动参与行为所决定,同时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结构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与当时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转变阶段有关。

抚养负担、居民健康与经济增长——影响我国县市经济发展的人口特征因素

文章在扩展经济趋同理论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抚养负担影响经济增长的可识别方程,并利用2000-2007年我国县级层面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老年和少儿抚养负担的加重对经济增长均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前者的影响更大;居民健康水平对经济增长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选择更为合理的衡量居民健康水平的指标对正确识别健康与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非常重要。文章指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伴随人口生育水平下降的少儿抚养负担的减轻和居民健康水平的改进可能仍不足以抵消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

隔代照料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家庭少儿抚养负担愈加繁重,祖辈的隔代照料行为在帮助家庭缓解抚养压力的同时提高了家庭风险偏好水平和女性劳动时间,进而影响到家庭财富资产的配置行为。文章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使用IV Probit模型和IV Tobit模型克服内生性问题后发现,祖辈的隔代照料行为不仅会提高家庭股票和风险资产参与概率,更会促进股票和风险资产持有比重的增加,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和高收入水平家庭中。深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风险偏好、家庭女性劳动供给是隔代照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文章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在放开生育限制的同时要配套完善社会幼儿抚养体系,进而通过缓解家庭抚养负担促进家庭将闲置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缓解有限参与现象。

人口年龄结构对外汇储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并加入遗产因素,尝试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研究了外汇储备增长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外汇储备规模与少儿抚养负担率负相关;与老年抚养负担率正相关,而与利率正相关,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这三个因素将对外汇储备增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