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修正案(十一)》再看我国少年司法理念的落实

《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下调刑事责任能力年龄来应对当前未成年人涉罪案件频发的现实挑战,实则是落入了德国学者希尔根多夫所说的无限运用名为“刑法”的“万能手段”的陷阱,而近几年该修正案实施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也并未与立法时所预期的社会效果相统一。鉴于此,我国应当落实并贯彻作为二元并科主义的“类型化”少年司法理念,即从未成年人参与的非诉程序和未成年人参与的诉讼程序这两个“类型化”少年司法理念实施体系的角度予以考量,从而实现将未成年人犯罪从刑罚严惩主义向儿童利益最大化的思路转变。对于未成年参与的人非诉程序,应当在我国“转向处置”程序的基础上,参考日本少年法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少年观护制度,从而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保安处分措施。而对于未成年人参与的诉讼程序,应当赋予未成年人有限的沉默权,从而构建一套以“瑕疵”程序沉默权与有限“排非”为核心的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护体系。“类型化”落实少年司法理念的体系构建不违反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关于接受教育权利的保护,亦不违反刑事诉讼法对于未成年人的优先保护、双向保护、特殊保护的原则,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未成年人涉罪案件频发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年司法的演进及前瞻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年司法经过前期准备阶段、少年法庭阶段及专门性立法阶段的发展,逐渐向现代化方向迈进,并开始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模式。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我国不仅树立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少年立法司法理念,而且建设了专业化的少年司法队伍,同时倡导少年处遇措施的多样化及社会化。当然,在此期间,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也存在系列问题,如依附于传统的成人司法、少年司法理念空而不实、少年司法组织发展不平衡等。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少年司法在四十年发展中取得的进步与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应当从确立权利保护与犯罪预防二元少年司法理念、制定少年法律体系、创设少年法院等方面入手,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

从管控到尊重: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模式的宏观探视

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和犯罪预防工作模式的构建需要聚焦刑事司法二元体系下的特殊对象青少年群体,以国家亲权理论、青少年之"践习许可"期、最佳利益等少年司法理念作为该模式构建的应然目标和理念;传统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理论在解释和实施中国当前的该工作模式时存在因素分析单一、强制性有余而温情不足、前提假设错误等缺点,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并使二者价值互补、合理整合作为构建该模式的理论依据。以上述目标理念为指引,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基础,构建该模式需要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建立专业的社区工作队伍、完善少年立法等;以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为基础则需要对青少年做到:日常生活中的福利照顾,力求预防;违法犯罪青少年处理中的适当宽缓,最小伤害;违法犯罪青少年处理后的保全发展,帮助教育。

守护未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附条件不起诉作为一项面向未成年人的专门制度,承载着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的重要使命,其理论基础包括起诉便宜主义、恢复性司法理念以及少年司法理念等。另外,由于司法实践中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适用界限不清,检察机关常常无法抉择到底适用何种制度,厘清二者的关系并找到区分标准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制度的适用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实践适用过程中也存在适用范围应否扩大、被害人利益保护以及制度的适用率较低等问题,有待通过适当扩大适用范围、平衡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利益和多元化方式提高适用率等予以解决,从而确保制度的顺利实施。

浅议少年法庭的布局设置

法庭作为审判活动的基本空间，是制度化的产物，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并因此而影响审判的参与者与旁观者，从而发挥其文化心理功能。。少年法庭作为一种“专门化”的法庭，首先应当具备诉讼公正、诉讼效率、技术合理等基本功能，同时还应体现少年司法制度的特殊理念。本文归纳、分析了目前我国少年法庭布局设置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认为少年法庭布局设置的关键不在于“外形”设计，而在于如何通过法庭布局的设置体现各诉讼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少年刑事审判的特点。文章结合我国少年刑事审判司法实践，提出了少年法庭布局设置所应遵循的基本理念和具体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