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上)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下)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新文化运动的漫延及局限——以《新人》与少年中国学会的调查为视角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迅速漫延,仅仅一年时间,就遭遇主旨不明,做法各异,方面偏倚等问题,引发诸多质疑和批评。为了了解实情,设法改进,《新人》杂志和少年中国学会等机构有组织地对全国大部分地方(缺湖北、贵州、广西)新文化运动的实况进行调查,以打破“新文化派”对“新文化运动”的专擅和垄断,开辟别样进路。调查结果显示,河南、湖南、浙江三省的情况令人鼓舞,山东、安徽、四川有所起色,其余地方,包括京沪,却未可乐观。而主要的积极体现,就在于出版物的增加和传播。消极的弊端,则包括运动集中于城市和知识界,缺少学理性,未能普及全社会和各层面,高压之下学生群体涣散以及新偶像的出现。如何突破浮泛浅薄的瓶颈,成为新文化运动能够深入持久的关键所在。

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改造理念探析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与洗礼,迫切探求民族复兴之路的五四知识青年基于不同的政治认识,在吸收西方各类政治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诸多救国理念。少年中国学会作为五四时期极具影响力的青年社团,其成员皆为接受新知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并且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对当时中国的黑暗政治感到不满与失望,他们在新文化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谈政治”的提倡与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新村主义等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下,试图通过普及平民教育、提倡工读互助、促进妇女解放、开展社会调查等途径,来推行社会改造,创造“少年中国”。实践证明,这种单纯的社会改造的方式无法解决近代中国问题,革命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学术、事业和道德取向之间的五四青年社团——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中心的考察

在五四时期,很多后来成为早期中共党员的青年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等青年团体。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代表的青年社团的兴起,反映了处于社会边缘的普通学生希望进入社会中心、承担起学术、事业和道德等方面责任的愿望。随着学会遭遇各种“主义”,尤其是有系统学说的外来主义,学会早期宗旨所体现的多种定位的矛盾进一步显现,学会究竟是继续研究学术还是走向某种行动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学理与主义的论争中。在这场讨论中,争夺学术研究话语权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以专门学者、社会改革派和革命者为代表的几类群体,以知识的社会性和目的性、专门性或常识性为标准,逐渐给出了各自心目中理想青年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的解答。然而由于再也没有新文化运动初期那样宽泛的人文话题讨论氛围和彼此相近的知识结构,原本共存于同一团体的青年逐渐分化,社团最终解体,而早期中共党员在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

胡适、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关于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方法和社会改造道路的争论,也可说是“少年中国学会”内原有的社会主义与由会外输入的实验主义之间的争论。胡适的实验主义宣传,对学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学会中原本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从事社会事业和社会活动的会员形成了所谓“问题与主义”派。而围绕着《少年中国》月刊文字方针而展开的“学理与主义”之争,并非人们所说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范式转换,而是学会自由研究与预备主义的表现与结果。在导致学会分化的共同主义之争中,胡适及学会内的“问题与主义”派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少年中国”的理想追求及其分化——简评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影响很大的重要社团。它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 ,以创‘少年中国'”的旗帜下聚集起了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优秀者 ,试图寻找一条改造中国的道路。它的宗旨虽然宽泛朦胧 ,但是富有理想热忱和献身精神的有志青年却从中把握到一种根本的理想认同。在经历了种种思想的斗争和探索的努力之后 ,“少中”解体了。少年中国学会最后实际上经历了双重的分化 :一、选择政治改造道路和坚持文化改造理想的会员间的分化 ;二、投身政治活动的会员中信仰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者间的分裂。对后者 ,历史已作出结论 ,而前者的文化含义 ,则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趋向政治化的近代中国学术——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

20世纪20年代初,少年中国学会展开了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吸引了国内外大批著名学者参与。讨论最初被严格限制在纯学术范围内,参与论争各方分别发表反对宗教或承认宗教价值的不同见解。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学关系的传统认知和对政治的割舍不掉的关怀等因素的作用与影响,讨论最终走上了政治运动的轨迹。研究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可为近代中国学术何以会改变旨趣及发展方向,提供一个具有史源依据的解读范本。

少年中国学会与1920年“改造联合”

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与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互助团等五个宗旨相同的团体在北京组织"改造联合",提出了"到民间去"的改造目标与方向,成为五四运动之后进步团体走向联合的一个重要标志。少年中国学会在"改造联合"会议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而且作为该会代表的李大钊关于各团体标明本会主义的提议,对改造联合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揭起的共同主义之争,成为学会分化的最重要的原因。

少年中国学会与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游日团

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游日团访日,被誉为五四运动之后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步。游日活动主要由东京帝国大学的吉野作造和新人会、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和少年中国学会联合组织,经费来自北大几位教授的热心捐助,成员则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为主,并以该学会名义在日本进行接洽与宣传。少年中国学会因此与新人会联成友会,还与其他新文化团体交换出版物,从而扩大了其在日本新文化界的影响,也实际了解了日本的社会改造情形。北大学生游日团实际上为少年中国学会提供了赴日宣传和考察的平台。

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运动时期成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学生青年社团,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影响,其成员后来又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成立、活动以及后来在学会中所发生的思想论争和组织分裂,对于我们理解和思考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有着很大的启示。

少年中国学会的出版事业

少年中国学会非常重视学术文化事业,其大多数会员也以学术研究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们在学会活动中极为重视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他们自行编辑出版的几种刊物和丛书从多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中浪漫的理想追求氛围,对改造中国问题的严肃思考,以及对世界潮流的认同、对科学民主精神的呼唤。这些既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潮流的组成部分,又留下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珍贵史料。

恽代英与少年中国学会

恽代英是在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实验的基础上认同"少年中国"理想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他不仅关注学会的健全与会务的发展,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学会创造"少年中国"的具体方法。而他创造"少年中国"的基本途径则经历了由以教育为主到以革命为主的转变。随着对如何创造"少年中国"的不断调适,他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科学与宗教关系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调适--以“教徒不得入会”决议案为中心的考察

由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曾琦和巴黎同人提出"教徒不得入会"议案,并由评议部讨论通过而形成团体决议案,乃是基于宗教信仰与科学精神对立的考虑和对学会宗旨"科学的精神"的维护。田汉则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建设少年中国新宗教的需要,对决议案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取消,体现出反教会的理性与宗教信仰情感化的矛盾,以及与曾琦等人对待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分歧。学会就宗教信仰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在1921年南京年会上票决取消该决议案,显示出科学精神与宗教信仰在学会内部的关系调适,使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学会内复归到复杂多样的原初状态,宗教信仰自由也因而在学会内部合法化。

少年中国学会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众多社团中存在历史最久、分布最广、分化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本身虽非专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但是,通过举办学会内部的聚会、茶话会或者年会,客观上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有效传播。不仅如此,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报刊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另外,少年中国学会的很多成员后来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者和领导骨干。

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演变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初衷在借团体的力量研究学术、砥砺修养,以图转移社会风气。"五四"运动以后,社会改造的呼声兴起,少年中国学会因势发起"工读互助团",企图从旧社会之外重建新社会。其试行失败使广大会员意识到"为社会的活动"必须集中既有力量,对旧社会进行整体改造。这样,趋向共同的"主义"以改造旧社会成为学会的必然诉求。然而,中国的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深处焦虑之中的会员认识到温和的社会改造见效太慢,纷纷认同政治运动,以求中国问题能够得到迅速而根本的解决。

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

王光祈是“五四”运动时期具有急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社会活动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爱国思想的卓有成就的音乐家。他生于1892年8月15日,迄今一百周年了。 王光祈,字润玙,笔名若愚,四川温江县(今属成都市)人。他出生前数月父亲病故,家道衰落,靠母亲做手工和出租锅厂的微薄收入生活。1913年3月毕业于成都中学。中学时期曾与周无(太玄)、李劼人、魏嗣銮(时珍)、曾琦(慕韩)、郭沫若、蒙文通等人友善,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政治。

新文化与旧传统的冲突——论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教论争

20世纪20年代,少年中国学会因教徒不得入会的决议引起争论,后取消了评议部的议案。学会举行了三次宗教问题的讲演,编辑出版了三期宗教问题号,对宗教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论争,在反对孔教为国教运动之后,在"五四"后反传统的语境中,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背景中,论争加深了对于宗教的了解,加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见识,拓展深化了民主科学的意识。

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时间考

毛泽东曾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是不争的史实。而关于他加入学会的时间,学术界主要有1918年10月(或秋冬)、1919年12月与1920年1月三种不同的说法。证诸此期毛泽东的活动情况与对少年中国学会的认知变化以及少年中国学会有关的文字记载,他加入“少中”的时间不是1918年10月,也不是1919年12月,而是1920年1月。

少年中国学会“主义”问题之争的性质探析——基于《少年中国》月刊的考察

在五四时期成立的社团中,"少年中国学会"有着为数众多的会员和广大的地域分布,但是它也发生了相比其他社团来说更加激烈的分化。在学会内部是采取和确定一种"主义",还是坚持学术和思想自由,一直是摆在会员面前并困扰着学会的问题。而论争最为激烈的"南京大会"即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争的重要线索。基于《少年中国》月刊,对南京大会前"主义"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以及南京大会上"主义"问题之争进行历史梳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少年中国学会在第一次年会即南京大会前后关于"主义"问题之争的性质介于政治行动与学术自由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