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年法律关系

随着少年法的发展,其法律规范的数量不断增加,其法律规范的体系逐渐成型,少年法律关系理论亟待发掘和建构,以适应少年法治的系统集约化转型的发展需要。少年法的特殊性决定了少年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少年法律关系是少年法的规范基因。少年法律关系包括少年福利法律关系、少年保护法律关系和少年越轨法律关系等基本内容。少年法律关系具有主体结构的三元性、主体地位的非平等性、关系结构的层次性、权利义务的非对等性和基本宗旨的归一性。少年法律关系与刑事、民事、行政等部门法律关系之间具有属性上的本质区别,具有其独立属性。少年法律关系理论是少年法学的理论基石,其确立预示着少年法学理论的部门化、少年法律体系的法典化以及少年法治的系统集约化的转型发展时代到来,意义重大。

论少年法的主要特征

少年法是规定少年犯罪及不良行为的预防、审理、处置、矫治等法律的总称。少年法由刑事法脱胎而来,自成一体,在审理机构、管辖对象、审理程序、处置方法上均与一般刑事法不同,以保护少年为宗旨。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制定完备的少年法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日本少年刑罚制度与我国相关立法比较研究——以《日本少年法》新修正案为视角

日本法务省于2014年2月7日审议通过了《少年法部分修改的法案》,该法案对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从宽处罚、不定期刑、假释等少年刑罚制度再次作出"严罚化"修正。我国与日本在未成年犯不适用死刑方面的规定相同,但我国对未成年犯适用无期徒刑的刑事立法更为谨慎。我国与日本对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通常适用缓刑。针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未成年犯,我国刑法规定对其宣告假释所必经的期间相对较长。我国刑法应将未成年人排除出不得假释的主体范围。尽管我国与日本有关未成年犯的刑罚制度不完全相同,但均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理念。

论少年法的立法体系

少年法的立法体系是指由一国有关少年的法律规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应当具备系统性、全面性和实用性。世界各国少年法的立法体系结构模式有所差异,但基于少年法的共通目标需要和内在规律,其基本内容构成大体相当。我国少年法的立法体系尚未真正形成,具有结构性的缺失,需要基于本国的法律体系,借鉴近似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体系性地建构"少年福利与保护法+少年案件处理法+其他相关法律规范"的基本模式。

日本少年法的发展与展望

日本《少年法》2014年修正后,延续了2000年修正以来的严刑化倾向,成为日本儿童福利和少年司法制度的争议焦点。1922年诞生的《少年法》经历了严格、宽松、再严格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变迁旨在适应社会的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警察调查权、检察官参与权、少年救济权、被害人保护权的调整,日本少年司法出现了众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考察近来的修正探讨日本少年法的立法动机和未来走向。

日本《少年法》第18次修订的社会背景和目的

2007年5月25日,日本《少年法》进行了第18次修订,其中主要包括授予警察官对"触法少年"(14岁以下的少年)案件的调查权限;修改了日本《少年法》移送少年院的未成年人的年龄;强调对在社会上执行保护观察少年的实际效果;实行国费律师(免费)的法律援助制度。因此,有必要探讨日本《少年法》第18次修正的社会背景和目的,了解日本《少年法》的特别保护措施和现状,以此认识此次修订对日本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

论少年法的基本原理

欲确立少年法的应有地位,需要解决的首要、核心问题是系统探究并明确少年法的基本原理。少年法基本原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少年法的基本属性、调整对象、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少年法基本属性应当界定为独立的特殊部门法。少年法的调整对象为三元的少年法律关系,即由国家、少年及其社会成长环境构成。少年法旨在保护、促进少年的健康成长。少年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少年最佳利益原则和少年特别保护原则。

日本少年法理念与日本少年司法晚近变革

日本现行少年法以少年的健康成长为基本理念,对罪错少年采取保护处分为主,刑罚为辅的处遇原则。2000年和2005年少年法的修订有严罚的趋势,扩大和加重了对部分犯罪少年的刑事处分。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少年法的保护主义理念和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司法机关依然非常谨慎地对少年适用刑罚。

论少年法的理论源流

为了应对工业社会以后出现的严重犯罪问题,刑事新派理论应运而生。与刑事古典学派不同,刑事新派理论倡导科学主义,广泛采取实证研究方法,主张通过改造社会环境和提高个人素质来遏制人身危险性,从而达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少年法几乎与刑事新派理论同时出现,其以少年保护为主旨,提倡通过环境管控和建立福利制度,保障少年健康成长。少年法无论是产生时间还是学说主张上,与刑事新派理论高度契合。通过对理论与事实的追本溯源,我们不难发现少年法是对刑事新派理论的实践,刑事新派理论是少年法的理论根基。

日本少年法的修正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少年法脱胎于美国少年法院法,其设计合理、体系完整。通过梳理历年来日本少年法修正的规律,以"循环发展"这一普适性理论为视角,发现日本少年法修改内容趋于"严罚化",司法模式由"司法福利"模式转为"司法"与"福利"的二元模式。我国可以借鉴少年司法循环发展说理念,将未成年人罪错案件的处理司法化,构建分级化的专门矫治教育措施,并在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建立可供移送以及逆送的渠道,以此建立兼具"保护性"与"司法性"特征,并与刑事司法完全分立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

我国少年法一体化的必然抉择

就少年这一特殊主体而言,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恤幼"的传统。在封建社会时期,对少年的特殊处遇在法律规定和救助机构的设里都存在一定的历史沿革。至清末民初,法学家倡导的少年立法虽然并未实际确定下来,但对之后我国的少年法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当前世界而言,盛行的少年法模式主要为以挪威、瑞典为代表的儿童福利主导一元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刑事司法为核心的一元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儿童福利、少年司法并存的二元模式。从这三大主流模式来看,系统性、全面性与实用性成为了它们的基本共性。比较而言,我国现行的少年法律规定存在缺乏系统性、法律地位不够明确、主导性法律缺失的缺陷。结合世界少年法主流模式的共性与我国少年法的发展现状,构建以刑事为主导,民事、行政为辅助的中国特色少年法一体化路径成为了我国少年法的必然抉择。

日本修订《少年法》的新动向

近年来日本的少年犯罪出现少年犯罪的案件数量正在逐年减少、少年犯罪的凶恶案件数正在逐年上升、犯罪少年的低龄化现象非常突出等特征。为了改善日本少年犯罪以上的3种现状,强化对低龄少年的早期"保护、教育"处分,日本的各个党派和政府有关部门,各自在积极地拟定再次修订日本《少年法》的有关法律草案,准备提交国会审议通过。这就是日本修改《少年法》的一个新的动向和趋势。

韩国少年法的立法演进:模式转向与少年主体的确立

韩国对犯罪少年的处置经历了旧少年令以惩罚和防卫为主的模式到现代少年法保护模式的转变。近年来,韩国少年法的修正以宪法上人的尊严为基础,以培育身心健全的青少年为最终目标,并受国际少年司法发展趋势之影响,吸收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做法,强调少年之主体性。

迟早制定《少年法》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长期以来我国都是把它看成低数量级的成年人犯罪，在法律上习惯于把未成年人犯罪当作低级的成年人犯罪来处理，即按照成年人犯罪的定刑标准加以减刑。

韩国少年法

第一条（目的） 此法的目的是：调整少年成长环境和矫正实施反社会行为少年的性格，通过实施一些必要措施，如保护处分等，以及与刑罚处分有关的特别措施来促进少年的健康成长。

日韩少年法及其中国借鉴

'二战'结束后,日本和韩国以美国少年法为蓝本相继制定少年法,并且不断加以完善。相比而言,中国少年法不够完善,困境重重。鉴于此,参考日本和韩国现行少年法,结合新近的《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精神,针对中国少年法的困境提出了如下借鉴和完善方案。首先,应制定一部集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体,兼具刑法和行政法特质的少年法。其次,在司法资源充裕、条件成熟的地区设立专门的少年法院,其他地区在普通法院内部设立受理少年案件的少年庭,负责处理少年刑事案件、少年严重法不良行为案件和少年保护案件。再次,构建'四位一体'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最后,完善非行少年多元化处遇措施。

韩国《少年法》保安处分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防控的启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未成年人所接受的信息与自身理解能力不匹配的现象开始出现,尤其是在缺少正确引导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引起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当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难以进行有效惩罚,尤其是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能够适用的处罚手段较少。基于此,对韩国《少年法》的研究,能够为我国未成年犯罪的防控提供一定的借鉴。

日本少年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

青少年违法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特别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青少年违法犯罪日益严重,使得许多国家开展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并制定了各种青少年法规。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为了剖析日本少年法,下面概括地介绍日本少年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一、日本少年法制定的历史背景日本从一九二三年起,正式施行了旧少年法与矫正院法。但是,日本旧少年法的全面实施却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它最初仅仅在东京、大阪施行。感化院法在旧少年法施行时被废除了。以后,旧少年法随同防止虐待儿童法、母子保护法一起并入内务行政管辖范围之内。(?)说明日本少年法从开始就是作为行政法规而执行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严重创伤。战后,到处可以看到战争留下来的孤儿、寡妇,社会异常混乱。战后日本在一段时间,抢劫偷盗、谋财害命等犯罪活动颇为猖獗。当时青少年犯罪率高达青少年人数的千分之十二点一,所以被称为日本第一次青少年犯罪高峰,时间大约从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开始,到一九五一年达到了高峰。

日本少年非行理论的问题意识、话语建构与研究路径

以鲇川润教授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少年非行研究者认为,对于少年非行这一社会问题的理解,必须从"特殊处遇"这一前提出发,基于概念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赋予其关键概念范畴以含义,同时据此对于少年司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建议,为日本少年非行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相当合理的解释。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特殊处遇"这一前提本身,依然存在如何"建构"的内在矛盾,而这一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合理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建构主义学派少年非行研究的最终命运。

少年司法之国家亲权理念——兼论对我国少年司法的启示

少年法的基本理念之一为"国家亲权"。国家亲权的起始与英国封建制的土地制度密切相关,由土地领主的亲权发展为之后的君主亲权。与财产利益相关的君主亲权不同的是,亲权制度发展到美国,不再局限于财产性利益,更多地关注少年的人身性权利,并成为了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建立与发展的奠基石。国家亲权的理论支撑为家长主义。国家作为全体公民的家长,基于他们的长远利益与社会利益,对公民个人的自治作出限制,并在特定的情况下替他们作出最佳抉择。显然,国家的家长主义立场符合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同时也符合少年法中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虽然国家亲权并未纳入我国的少年法系统,但是它为我国的少年法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国家应当明确自身的少年立法责任,注重少年司法程序的衔接性,并充分利用自身的购买社会服务功能,构建少年司法社会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