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文学与数字书写的建构及共构──台湾原住民汉语文学的超文本书写

尝试透过文学批评理论的后现代、后殖民的概念视域,思考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作为"少数文学"与"少数论述"的可能构成要件,及其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时值愈来愈多新生世代原住民的文学书写、创作朝向网络视讯、影音及数字化空间移动,也就意味着台湾原住民族文学的定义容量必须重新思考,进而探讨原住民网络数字符化的超文本书写、创作类型是否可能牵动族裔文化身份构成∕构造的增殖性、流动性、游牧性或虚拟性的相关命题。

言语炼金术:作为少数文学的马华文学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论述卡夫卡时,曾提出“少数文学”的概念,它有三种特质,其一是语言的解辖域化,其二是少数文学中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政治性的,其三是少数文学带有集体价值。学界在讨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时,常将其置于少数文学视域下讨论。然而目前在华语学界,少数文学概念的界定还不清晰,这体现在译名的不统一上,对当前马华文学研究造成一定影响。文章试图排除“少数文学”其它译名的干扰,证明“少数文学”在华语学界的这一译名的合理性,并从历史和语言书写两个面向勾勒未来马华文学的可能性。

少数文学:德勒兹与瓜塔里的表达机器

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一种少数文学,它不同于多数文学对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的桎梏,从未成形的表达入手,拆解内容形式,拆解对立,实际上是一架表达机器。这架表达机器的三个成分:书信、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运作了它的三个功能,即语言的解域、个人与政治的直接相关、表达的集体性配置。卡夫卡的作品实际是一种试验,它逃脱了指意链条的收编,逃脱了超验性,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压制,释放充满强度和生产性的欲望。

边疆自觉、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中国观

近现代中国由王朝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边疆的自觉,边民的发现、想象和书写,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观念基础。国际地理和国内空间的再认识与复杂化,意味着中国对于外部与内部、世界与自我的认知变化。在国内外多重因素所导致的主动与被动的迁徙与流动中,地理、政治、社会与价值观念得以重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包容不同类型的文化于国家一体的内部,兼顾共同性与特殊性,促成了新中国多民族共同主体的再造。这个主体再造的过程,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特色国家意志体现与文化表达的当代属性。少数民族文学从属于社会主义文化新体系与格局的建构,成为总体性中华民族审美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进而形成了集体主义的美学风格。在经由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后学”思潮的洗礼之后,如今需要重申社会主义早期文化实践的遗产,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美学。

中国式现代化的少数民族文学表达及其叙事话语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新表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在诸多方面反映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面貌。少数民族文学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讨论和国家话语建构中,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艺术审美,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各民族的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几个方面表达中国式现代化。从历史维度、时空维度及学科主体性角度重新梳理少数民族的话语结构,实现传统叙事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学叙事话语的新形态。

四川少数民族活态文学英译:现状与反思

四川少数民族活态文学英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少数民族活态文学英译分布不平衡性,译本选择较为拘窄,英译模式与策略较为单一。针对四川少数民族活态文学英译现状,结合民族活态文学的民族性、流变性、表演型和即兴性等特征,提出以下几点:加强战略规划,改善生态平衡;完善翻译模式,提高翻译质量;调整翻译策略,再现口传特质。四川少数民族活态文学英译研究不但能促进我国民族活态文学翻译的学理研究,对提高我国民族文学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大有裨益。

风景的轨迹与“实践中”的民族文化——论80年代中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地方”与“国家”关系

自1985年《边疆文艺》更名《大西南文学》以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开始普遍出现带有文化和现代化意味的风景描写,并在文本内部以代际冲突的形式,展开纠缠与抗辩。但青睐现代化的少数民族青年,并未放弃父辈所看重的文化传统,而是在“恋地”情感中,尝试寻找与父辈、与传统文化和解及弥合其中裂隙的方法。在此,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地方”,不仅兼有文化传统和现代化憧憬的空间维度,亦在与时代语境的紧密关联中,具有立足“现在时刻”来思考民族文化更新、变易方向的时间性内涵。这种正在“实践中”的民族文化,既有别于民族文化的“寻根”,亦在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视野中,阐明了一种“地方”与“国家”互动的方式。

新世纪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网络传播现状及策略

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的网络传播后来者居上,发展迅猛,成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并以其交互性、开放性、高效性、多媒体性等特点为“边缘化”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网络传播凸显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传播门槛低、作品质量差;传播平台经营困难,体验感不佳;传播范围有限、传播效果不容乐观等问题,因此需要从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三个传播要素方面,实施重视传播者培养、创新文学传播模式、提高受众接受能力等传播策略,助推云南网络文学发展。

译介学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研究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民族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译介学为研究理论,从译介主体、内容和受众3个方面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翻译路径探析——以茅盾文学奖作品为例

本文基于茅盾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汉英平行语料库和BNC小说语料库,从词汇、句法、语篇、文化四个维度对比分析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英译本的读者关照和海外接受。研究发现,首先,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英译本呈现出比目的语原创文本更加标准规范的倾向,即以目的语读者和文化为导向;其次,读者关照度更高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英译本在目的语国家的接受效果也更好。最后,基于对比结果,本文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翻译路径提出了三点建议。

中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生态书写

生态书写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实践中最具文化批评价值的部分,主要表征为自然书写、动物批评和宗教救赎三个维度。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自然书写呈现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符号化和视角化解构、对自然的审美化融入和对生态破坏时自我救赎的讽刺。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动物书写的诗学策略体现在动物叙事视角的自然性、人类欲望膨胀对动物生命的剥夺以及“杀生”与“救赎”的讽刺性悖论。面对自然环境所存在的生态问题,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汲取宗教精神中的“万物有灵”的思想、佛教“不杀生”和“众生平等”的观念及哲学思辨等思想,实现对生态困境的理论超越。

试论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生成与发展

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基础上,经历了女性自我性别认同与超越性别的成长过程。在漫长的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体制中,女性一直是历史的缺失者与被动的参与者,承受着男权制这种传统的钳制。女性自我的性别意识,为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价值观与责任感所占有、掩盖,被封建的文化伦理所异化,女性与女性文学长期被湮没,少数民族女性话语以写作的形式更为弱化。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多年狭隘的创作模式和第一次大的转型的内在动因是女性意识的蒙昧与觉醒,女性作家文化身份与主体位置出现了从边缘向中心的滑动与漂移。梳理和思考少数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对更好地把握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译介效果研究概述

云南口传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内容。通过厘清译介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意义,剖析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外译成果少、译者数量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研究内容较为集中,但不成系统;研究方法单一,研究深度不够;神话传说故事版本众多,造成翻译选本困难。未来研究应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从宏观层面来看,除了依靠政府、各地的文化研究所、高校和出版社外,应充分利用云南作为旅游大省的优势,在制作旅游宣传资料或导游在进行景点介绍时,尽量结合相关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作品的内容。从微观层面来看,要紧密结合云南口传文学的翻译目的,选择恰当的文本和翻译策略,提高译者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识和责任心,以切实提升云南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和文化的传播效果,助力构建云南少数民族以及云南的良好国际形象。

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与传播——以彝族作家阿库乌雾为例

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是我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当下,其发展面临着创作水准、语言沟通、传播推广方面的困境。阿库乌雾作为新时期以来彝语作家代表进行双语创作,其作品取材于彝族传统文化,创作主题具有深刻性和复杂性,诗歌创作意象鲜明,成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的标杆。他在民族化写作、创作主题的挖掘与开拓、文化视野的拓展和文学传播等方面为少数民族母语作家提供了经验和理论指导,为推动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阿库乌雾彝语文学创作与传播的成功案例,为母语文学打破创作与传播困境、取得长足发展提供了有效借鉴。

现象级、博物志与个体化——论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多重经验

通过分析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宏观层面归纳和总结了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经验与路径。以大量湖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及文学作品作为例证,探讨了“湘西作家群”异军突起的原因、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世界的呈现方式和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美学追求。认为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来自于“湘西作家群”文学现象的形成、民族色彩纷呈的“博物志”书写与作家个体化书写的独特表达。

隐秘的文学场:当代西南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原型叙事

西南立体多元的民族文化形态,建构了独特的“文学场”,原型意象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志。与不语“怪力乱神”而疏离于神话叙事的汉文学传统不同,西南少数民族文学深植于神话、史诗、歌谣等形态多样的民间文学传统之中,神话原型依然鲜活在场,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心理及文学面貌,他们擅长从母体文化汲取素材和养分,或以神话原型为对象进行现代性书写,或“碎片化”地间接运用原型意象,在隐秘的心理层面传承独属于本民族的精神密码。而生活于西南的汉民族作家潜移默化地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熏染,在创作中也广泛运用原型意象,显示了原型意象强大的生命力。

人工智能写作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挑战

人工智能写作可以进行少数民族题材文本化的类型操作。在多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以作者的民族主体性为本,但人工智能写作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作者主体性,这是人工智能写作对少数民族文学“合法性”的本质否定。“某个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没有文学”是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在自身民族文学空间和中国文学空间内缺乏“经典性”作品的判断,“像但不真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人工智能少数民族题材文本化,呈现的是一种“平均水平”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解构作用。人工智能少数民族题材文本化可以实践但目前很难确定它的意义,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性、民族性及整体价值。

马克·本德尔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翻译观及读者责任

马克·本德尔基于中国少数民族口传文学自身的特殊形态、文化背景,并出于自身的文化考量,提出了万物志翻译观。本文从中国少数民族口传文学自身的特殊形态、本德尔自身的文化考量两方面对本德尔万物志翻译观进行解读,围绕动物文化意象、植物文化意象进行翻译实践,最后通过密集的注释阐释物质文化意象、借助序言传达真实的本土文化语境对本德尔所强调的读者责任加以诠释。

“少数文学”视域下的黄瀛诗歌与宫泽贤治诗歌

李维·英雄等外国人创作的"日语文学"和水村美苗等有着深刻异文化体验的日本人创作的"日语文学"的兴起是1990年代后日本文学的新趋势。这些充满了"脱臼"的文学侵犯了日语本身的固有体系和日常规范,具有德勒兹所谓的"少数文学"的特征,而活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诗坛的诗人黄瀛和宫泽贤治是这种"少数文学"的先驱。他们一个从外部、一个从内部对日语以及被日语所表征的各种编码体制进行了解域化,不仅带来一场诗歌语言的革命,而且以多元、生成、流变的精神孕育了新的视界和可能性。

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演变轨迹与价值选择

从学科发展的规律性来看,系统寻绎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发展的轨迹和样态,在反观历史的维度上展望未来,是民族文学研究后续开展的前提。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进行批评之批评是考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理论确立和精神指向的重要视角。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大体经历了共名时代的学科确立、转型期的多元活力以及新世纪以来的互动探索三个阶段,呈现出来的价值选择和理论方式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后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