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困境及其应对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关系紧密。有效发挥民族习惯法的作用,离不开对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在民族法治、良法善治、文化更新等要求下,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势在必行。少数民族习惯法面临的人治文化束缚、法治文化欠缺、相对独立性与价值问题,阻碍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以民族自治、合法化、价值与思维规范为路径,能有效应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范化困境。

基层党组织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运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路径

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事关长远发展的战略思想,并在实践中领导和推动着其的实现。党的基层组织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到实处的关键力量。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如何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是我们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而立足于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习俗的尊重,合理科学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实现基层党组织与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条创新路径。

论少数民族习惯与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和少数民族习惯法是调整少数民族内部成员的两种重要的行为规范 ,然而两者并不等同 ,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认清这种关系不管是对于澄清学术的混乱 ,还是对于正确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和国家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均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本文在否定法制现代化即用欧美国家法律制度全盘取代传统法律制度的同时,也指出了“国家法律至上”的理念绝对化的缺陷。在多民族国家应肯定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国家法制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区别,揭示了国家法相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所存在的跨地域性、跨民族性、概括性、超前性、高成本性以及难以有针对性地及时、有效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具体问题等特点。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均衡路径探析

在民族法研究领域,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采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阐述,同时辅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以探索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关系的均衡路径,并计算出二者关系的均衡值域。

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冲突与互动的思考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我们大量移植外来法律文化“西为中用”时 ,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也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有着深厚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长久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起着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但在现今的社会转型时期 ,它与国家法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凸显 ,从而成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究竟表现在哪里 ?两者如何构建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 ?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

试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互补

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 ,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 ,存在着冲突 ,但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 ,应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 ,并注重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继承与改造 ,协调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 ,实现二者互补和融合的良好状态。

新中国60年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现状及分析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近年来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众多学者都对此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和认真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其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学者亦从多角度、多方位对之进行了研究。通过梳理目前所搜集到的相关研究成果,试图从中得出一些启发性的结论,以期进一步挖掘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文化意义,并针对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可行性建议,从而使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特点

习惯法是历史上形成的通行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以习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具有约束力的民间规则。首先提出了习惯与习惯法的概念,继而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特点,最后对民族习惯法的价值进行了评价。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依存和冲突——少数民族地区法律多元个案透视

法律多元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现象 ,该现象主要围绕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两者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在不同表现形式中 ,两者表现出既依存又冲突的关系。因此 ,在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进程中对两者不应简单取舍 ,国家法必须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 ,让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不同途径得以实现。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森林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以贵州苗族侗族风俗习惯为例

贵州是一个山川秀丽、少数民族众多的内陆山区省,境内至今仍保留有许多原始森林,有“天然公园”之美称。而这些原始森林能得以保存却得力于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习惯,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以为,尽管现代社会制定了许多生态环境保护性法律法规,但从保持生态环境的原始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性、人类社会的人本性以及人的意识无限性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来看,充满现代元素的国家制定法无法完全达到使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目的,而习惯法却能发挥功效,这亦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发展历史所验证。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政治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地区秩序维护的基础,将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地纳入村民自治体系,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度,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透过对F村和K村的村规民约文本分析及相关调查可以看出,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外生性导致的少数民族地区村民政治参与度不高是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所在,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将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地纳入村民自治体系,这样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参与度,从而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历史与现状

少数民族习惯法发挥作用的鼎盛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成立前。后来,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的变迁和国家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民族习惯法已经逐步被国家制定法所取代,丧失了以前的强大功能。我们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民族习惯法的历史状态,当前存在的形式、发挥的作用,社会各界对民族习惯法的态度,以及民族习惯法的未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企图揭示民族习惯法在国家制定法的强大压力下的生存状态及前景。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对政府行政行为的影响

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一种文化仍然普遍存在,在部分地区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并对政府行政行为产生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从功能上分担了很大一部分行政行为,二是从内容上影响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三是从观念上影响行政行为的形成,从而构成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政府行政行为的交融、不和谐与冲突。要调适这种冲突,必须吸纳习惯法的合理因子,确立习惯法的法律地位;关注少数民族民生,提供简捷可靠的法律服务,培植现代法律文化;加强对公务员的教育和监督,坚决查处公务员的特权乱法和行政不作为;在政府行政行为中应尽量扩大少数民族人士的参与,吸取民智,实现政府行为与民间认同的和谐,引导习惯法思维向良性发展,减少习惯法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抵触和负效应。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西部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问题研究

少数民族习惯法对西部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为了切实保障西部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在民族法制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应得到充分重视。

宗教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影响

少数民族习惯法生成中的宗教背景,以及历史上少数民族社会公共权威中的政教合一特点,使宗教的价值取向影响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精神面貌。习惯法中的宗教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以宗教禁忌、宗教戒律表现出来的习惯法;人们在习惯法的制定与遵守方面借助于宗教仪式以强化其神圣性;以神灵裁判解决案件纠纷。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与“合法化”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的民族地区至今仍然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规范。民族区域自治蕴含着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宪法和法律的诸多条款都为少数民族习惯法进入国家法提供了依据。民族自治地方并未有效地利用国家法的制度安排,通过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而导致国家法与习惯法在司法过程中的冲突。开展少数民族习惯法调查,加强相关理论研究,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在司法过程中合理借鉴优良的习惯法,能够消除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在刑事解纷领域的联动机制构建

随着近现代民主制度对私权利保护的重视,在刑事解纷领域,人们开始积极探寻以化解纠纷为导向的多元解纷机制,少数民族习惯中的恢复性解纷机制是值得探讨和引入的解纷机制。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无论在产生缘由、调处逻辑和其效力基础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与分歧。文章着眼于贯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的要求,从探讨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在刑事解纷领域形成联动的必要性和发展趋势入手,结合实践案例,进一步探讨构建民族习惯法参与刑事纠纷解决的对策,构建二者的有机联动体系,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

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少数民族的大开发。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生活在西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后代,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惯,这些习惯在他们中间有着重要的影响,得到普遍尊重和认真履行。在那里,习惯法就是他们的法律。如果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效力并很好地适用这些习惯法,西部大开发就与少数民族融为一体,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