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商人城市文化调适与城市民族工作方法的创新——以成都彝族果商的形成、影响为例

以成都彝族果商为例,使用2014年度六次入户访谈(采取彝汉双语半结构深度访谈)和抽样问卷的统计资料,针对彝族果商形成的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梳理、论证,提出城市管理工作中涉及少数民族管理的可行性建议。少数民族在进入城市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非常愿意接受城市营销管理规则和城市人基本权益等常识,然而苦于无处获得有益的信息。目前城市管理工作中,对少数民族外来人口一直滞留于以干预为主的模式。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城市管理工作必须选择一条以预防为主、干预为辅的道路,即及时、有效地在萌芽阶段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使顺利实现创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近代纳西族、白族商人特殊塑神行为

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各地商人的塑神、祀神等行为 ,无不体现着地方文化的斑斓色彩、折射出地方历史的特殊发展内涵。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成长壮大起来的云南地方民族商人 ,和内地商人一样祈福于财神、关公等一般神灵的同时 ,也把寻求精神慰藉的目光投向了本乡本土的传统信仰习俗 ,反映出地方民族文化特色在这些商人身上的深深烙印。同时 ,商人借助参与重构地方祀神仪式的契机 。

宋代的军马管理思想

从历史发展顺序看,宋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中段转折期;从生产力性质看,属于农业经济发展时期;从军事历史角度讲,则处在冷兵器时代。这就决定了“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的论断,对宋代也是十分贴切和适用的。骑兵具有的远程机动作战能力,在没有机械化装备的农业社会始终受到军队的青睐。骑兵需要军马,军马又需要饲养、管理。如何得到足够的军马以及怎样进行及时的补充,必然成为骑兵时代人们极为重视的问题。宋代的军马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问题的争论上。

民族贸易——不可放弃的事业

民族贸易虽属商品流通范畴,却并非旧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所共有,而是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特定产物。五十年代早期,在广大的民族地区,“政权未建,贸易先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国50年代被誉为民族工作的“黄金时代”,无疑与民族贸易友挥“先行官”作用分不开。因而陈云同志曾指出:民族贸易工作者就是民族政策的执行者。4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民族贸易既是商业工作的一部分,又是民族工作的一部分;民族贸易既是一个长期的重要的经济任务,又是一个长期重要的政治任务。当今,有的边远偏僻民族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撤消了基层经营网点,当地民众便难过地说::“共产党走了！”表明各族人民对民族贸易的深情留恋。

一个地方的两次相遇

十几年前第一次上帕米尔时,直接去了红其拉甫。红其拉甫有个口岸,巴基斯坦的商人经此到达塔什库尔干县的县城,把自己的商品经营出去。那次是去搞一个有关改革开放的调研。一位做口岸生意的五十多岁的塔吉克人一说到"改革开放"几个字,几乎便用"邓叔叔"三个字全部替代了。他喜欢把邓小平称邓叔叔,谈到改革开放的好处时,他说,邓叔叔说了,把大门打开,人就来了,人来了就等于钱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