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修辞视角下的多元社会规范分歧与化解——以法律与少数民族社群规范为对象

少数民族社群规范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但与法律的分歧又有损于法治事业的发展。根据制度修辞学说,包括上述两种规范在内的社会规范在规则、概念和价值目标三个层面兼有本体修辞性与技术修辞现象,法律与少数民族社群规范的分歧正是源于各自规范内部在规则、概念和价值目标上表现出的修辞差异。利用回应型法理论可以证明修辞性对于社会规范有着逻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也能被用于化解规范间的分歧乃至矛盾。

可沟通性:传播与少数民族社群关系探析——以西安“回坊”为例

在新型传播技术与社会全面结合的背景下,既往对于传播和媒介内涵的理解难以充分阐释当下传播与少数民族社群的关系。本文在拓展主流传播学核心概念意涵的基础上,选取西安“回坊”作为研究对象,以“可沟通性”作为少数民族社群的考察点,探讨传播媒介对少数民族社群的丰富意涵,从而理解传播与人、传播与少数民族社群的关系。研究发现,空间、身体、大众媒介等不同主体的多元传播实践活动,实现了民族社群内的多元融合、时空平衡和虚实互嵌,传播是少数民族社群的生存方式和构成基础。

俄罗斯立法中的“少数民族”与“民族权利”及其沿革

俄罗斯联邦作为拥有超过190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情况之复杂、民族立法的体系之庞杂,足以成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样本。在俄罗斯现有的立法逻辑中,少数民族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广义上的民族权利主体,按其语言表述和法律概念上的不同,主要划分为基于民族归属的个体权利、基于具体权利主张的个体权利、基于身份认同的少数民族(个体的或群体的)权利、基于原住民特有的身份认同的权利,以及已经出现但是尚未能被俄罗斯学界所广泛承认的、扩大化的少数民族社群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包含了久居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旧居民的权利,等等。俄罗斯民族立法体系分为联邦-地方两级,民族权利的内容主要侧重教育权和文化权,并基于这样的独特结构,逐渐形成了符合自身历史阶段和利益表达的民族立法的内在法律逻辑结构,在旧有的立法理念之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变迁提出了民族的“身份认同”、作为集体权利的民族权利等新理念,以期实现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