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与近代国家建构

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参与国家建构的过程,实质是以其相关叙述为表现的话语体系的建立过程。西南少数民族精英通过自身的历史话语、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建构了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国家,并指出了西南少数民族在国家发展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试论少数民族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及构成——以改革开放30年中央民族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探索为例

针对改革开放30年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精英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作者认为应从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培养方式与培养评价四个方面考察少数民族精英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过程及内在结构。

苗族精英梁聚五的中华民族观发展脉络

梁聚五的民族观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根本,以民族平等为缘起,以国家至上为核心,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最终指向。这既得益于他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亦深受环境、时代和阅历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中现代执政党的民族认识和政策引导尤其重要。清政府对黔东南苗族的整合留给梁聚五的历史记忆和辛亥革命提出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策,促成了梁聚五民族观的发轫。在关系国家存亡、民族生死的抗日战争时期,梁聚五投身抗日活动,进一步形塑了以中华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观。抗战胜利前后,“苗夷”问题成为梁聚五关注的焦点,国民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使他的民族观开始倾向于“我族”的意识表达和权利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让梁聚五找到了内心的依归,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他积极做出调适,民族观最终成型。梁聚五的民族观及其发展脉络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边疆少数民族精英的个案视角和有益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中华民族认同的表述与实践

近代以来,在应对外敌入侵的危机中,"中华民族"的概念开始逐渐被西南少数民族精英所熟悉、接纳和使用,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的"中华民族意识"经历了一个从"经验感受"到"理性自觉"的演进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西南少数民族精英"我族"意识的兴起,但他们对于"我族"的标举,不是一种割裂性的"我族"中心主义,而是以强调自身乃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为根本前提,本质上是反对"五族共和"狭隘性的承认诉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的"中华民族"情感认同进一步升华,并以各种形式激励他们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中。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各成员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各民族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是基于真实的生存体验和强烈内心认同的"原发性"情感,是一种长期"自在"意识的"外在"表达,它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实在性和历史必然性。

政治统一与文化多元: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共生诉求

在近代中国由王朝天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汉族知识精英们长期围绕西方"一族一国"的民族建国模式探讨新型国家的组织结构问题,形成了"夷汉同源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旨在构建一个"中华民族"以因应民族国家理论的思考路径。事实上,当时已经产生民族意识觉醒的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们自有一套实现多民族凝聚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逻辑,他们提出的统一国家认同与文化多元诉求,揭示了民族共生理论的另一种思路。

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权、社会责任及其困境分析——以内蒙古蒙古族知识精英为例

知识精英是社会的佼佼者,民众的代表,有其独特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样,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在民族社会中的功能和责任十分显著,他们的话语体系呈现出独有的内容特征和权力模式。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话语体系出现政治的敏感、文化的"俯视"和知识的"异化"等困境,致其疏离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应在民族社会的民众生活、经济文化发展、教育和制度建设中重新发挥应有的功能,负起神圣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