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彝族地区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对四川省乐山市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布托县等地进行的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的调查采用了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问卷调查分为三类,即当事人类、民间权威类、官方权威类。对纠纷类型与数量、纠纷解决主体、当事人对纠纷解决主体的选择、纠纷解决依据、纠纷解决方式等进行了分析。以调解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在彝族的大部分地方仍占据主要地位,特别是在民事领域,同时纠纷的现代解决方式在城市的彝族与汉族之间有一定的市场。近年来对彝族之间的刑事纠纷,国家也加大了干预力度。我们应该重视本土资源,特别是以情、理、习惯等为代表的民间法,以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实现纠纷的传统解决模式与现代解决方式的衔接;从而实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刑事和解制度的融合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原因形成了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在刑事和解制度中的适用,可以提高司法效率,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在传统的农村社会治理中功不可没。但是,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它面临着艰难的现代转型。研究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与国家法的调适,与现代性下的农村社会治理方式有机结合,以它为依托,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一道防线,实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构建新型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

人民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实践。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之一,总结了做好基层调解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符合当地乡规民约的调解方法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提升辖区案件审理质效、展现地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的必然选择。推进通辽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将社会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既是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现实需要,又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对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深度剖析,以期为内蒙古其他地区进一步优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基本法理研究——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视角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法在该地域的重要补充,起着规范秩序、巩固团结、促进交融的重要作用,是"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历史实践。通过对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特征、合理性和价值的分析,发现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论和中华传统法文化的历史继承中得到消减,可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进程中实现咬合,形成互补变通的法治体系,助力民族地区法治现代化。

论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与法典回应

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与环境责任的专门性要求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应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专门化构建。国外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主要体现为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专门法院附设ADR机制、专门的民间性环境ADR机制三种样态。我国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应朝着引入中立评估、重塑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激活环境仲裁、健全生态磋商、探索设立新型环境ADR机构等方向努力。同时,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也应在法典中得到回应,明确专门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视域中行政道歉的实体法律规范研究

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道歉能够帮助实现“满足当事人多元需求、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道歉的功能,需要从致歉主体、对象、条件、内容以及后续法律责任等方面予以实体规范。致歉主体分为致歉组织和直接责任人等具体致歉人,致歉对象不限于社会公众和特定行政相对人,致歉条件涵盖“失政”“失德”行为,致歉内容包括分析错误、自责、补救等,后续责任追究成为行政道歉完成的最终标志。

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补——基于对贵州民族地区的考察

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多元法律文化,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方式上也是形式各异,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的冲突一直存在,单一的纠纷解决方式不能满足社会解纷的需要。国家法与少数民族的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如何消除冲突继而实现互补?从二者所要实现目标价值来看,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是一致的。分析国家法与少数民族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中的利弊,挖掘冲突的原因和冲突关系,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权使二者实现互补变通,最终实现多元格局解纷,推进民族地区法治建设。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鉴于西南很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纠纷解决机制、社会转型后非常规性纠纷的大量出现、现有国家纠纷解决机制自身存在的缺陷等问题,应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灵活多样、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其中关键是如何协调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现行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借鉴国际上的相关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途径。

RCEP背景下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完善研究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对广西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广西在构建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仍存在纠纷预警工作落后、调解机制尚未完善、诉讼解决与非诉解决机制衔接不畅等缺憾。面对问题,广西需要立足于现有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对标美国等国家,以及海南、浙江等地区的典型经验,通过深入优化纠纷预防工作,强化调解作用,完善多元化改革等方式积极施策,推动完善与RCEP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对外开放目标相适应的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论少数民族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化改造

一个民族的法治现代化,必然要求对其特有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国家法治化层面的改造,这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和进步的需要。这种改造应当是在国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标准下,通过尽可能多的路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克服民族地区的二元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少数民族程序习惯法向国家程序法的融合与转变,促进民族地区统一的法治建设。

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际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际纠纷对该地区社会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在解决机制上自成体系并有相应的特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际纠纷解决机制上可以分为调解型、诉讼型和军事征伐型,在解决机制上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政治投机性和承认少数民族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特点。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共分为四编,分别为基础编、机制编、结构—功能编与重构编。其中机制编主要研究各机制的传统与现状;结构—功能编主要研究各机制的结构与功能,并分析影响各种机制功能发挥的社会因素;重构编主要研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注意协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宗教权威的关系。研究集中体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如何发展、整合传统与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西南少数民族调解式纠纷解决机制考察

与复仇式纠纷解决机制和神判式纠纷解决机制等非理性的方式相比,西南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也形成了一些更为理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即调解式纠纷解决机制,它是把纠纷交给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进行调解和诉讼审理的一种机制。调解式纠纷解决机制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他们解决民间日常纠纷最常用的方式。此种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很强的理性和世俗性,有很多民族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机制。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变迁研究

基于法律多元的视角,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元代以前在王朝国家羁縻统治下形成了以固有纠纷解决机制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元代在土官土司制下则发生重大变迁,国家司法制度在西南地区的适用范围和对象不断扩张,固有纠纷解决机制的地位和效力置于国家法之下;明中后期至清中期西南少数民族固有纠纷解决机制急剧变迁,与国家正式司法制度不断整合,王朝国家司法制度普遍适用,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在多元交错中的非均衡变迁。

西南少数民族神判式纠纷解决机制考察

神判是人类审判历史上存在于每个民族发展初期的纠纷解决机制。西南少数民族在1949年以前,多数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他们的纠纷解决机制中神判占有重要地位。神判不仅是西南少数民族民间纠纷解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影响到土司正式解决机制。西南少数民族的神判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可以根据神判使用的介质来分类,也可以根据神判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划分不同类型。

美国“专利舞蹈”特性对我国构建生物仿制药诉前专利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目的为我国构建生物仿制药诉前专利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建议。方法查阅国内外文献,总结“专利舞蹈”的特性,与我国借鉴Hatch-Waxman法案构建的《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简称《实施办法》)的特性进行对比,并提出相关建议。结果高效性方面,专利声明制度可能造成生物仿制药申请人(BA)、参考产品赞助商(RPS)间的利益失衡,导致《实施办法》程序形同虚设,降低其效率。公平性方面,专利信息公示缺乏相关法律强制性要求,造成BA专利搜索范围扩大,导致准确性降低;专利登记范围有限,不利于BA全面了解参考产品的专利布局,使BA专利侵权的风险上升。非强制性方面,《实施办法》的强制性对我国现阶段生物仿制药行业的发展起到正向引导作用,但应给予BA是否参加诉前专利纠纷的选择。结论随着生物仿制药行业的发展,我国需借鉴“专利舞蹈”,建议建立生物仿制药专利诉前“人为侵权”机制,完善我国专利信息登记制度的公平性,根据生物仿制药行业发展调整强制性,构建我国生物仿制药诉前专利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多元化医保纠纷解决机制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目的:研究在医保纠纷领域建立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法:收集中国裁判文书网2018-2022年医保纠纷相关案件,运用文献研究、数据统计等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医保纠纷案件具有特殊性与专业性以及现行医保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不足等原因,需要推动多元化医保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国家医保部门高度重视、医保纠纷当事人多元化需求、丰富的社会解纷资源与域外经验加强了多元化医保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可行性。结论:未来应当完善医保纠纷解决机制相关立法;拓展医保纠纷多元化解决渠道,引入协商、调解等多元解决纠纷方式;推动医保纠纷数据化管理;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机制。

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互补关系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民间权威——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型纠纷解决机制,基层调解组织机制,行政调解与裁决机制,司法诉讼机制等,几种机制存在功能互补的关系。从性质上看,有民间、官方、半民半官性质;从程序上看,有流行的仪式与规范的程序并有的问题;从法律规范上看,有合理与合法的统一问题;从效力上看,有约束力的问题;从渊源上看,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我国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完善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是我国涉外法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法理意旨、规范制度和体系协调上存在不足,没有充分实现功效衔接、发挥制度合力。为回应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的实践发展需求,我国应当遵循系统观念对其进行完善:从内涵上阐明“涉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重要概念;从规范上填补现有诉讼、仲裁、调解制度在面对新问题时的功能缺失;从体系上对不同解纷方式间分流、衔接、结合的适用路径进行具体引导,从而系统优化我国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