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大法的古老传承——《尚书·洪范》的早期书写研究

《尚书·洪范》号称中国古代的“治国大法”,据说最初是由上天赐给大禹的,夏商两代世世传承,在周初由箕子口述记载下来。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是战国以后所作,由此解构了它的经典价值。但是通过考古发现,近年来学界已经重新认识到传统说法的可靠,无论是《洪范》本身的内容,还是“五行”“五纪”“稽疑”“庶征”等观念的产生,都证明它与夏商两代文化思想紧密相关。从《洪范》一文简洁的表述、明晰的文本形态来看,它经过了商周史官的精炼加工,具有中华文明早期书写的鲜明特点。这说明以“尊天”“敬人”“道德垂范”为核心思想的“洪范九畴”,的确是自夏商两代以来先民们总结出来的治国要义,也是后世君王必须遵守的治国准则。而古人之所以将其说成是天赐大禹,它体现了中华先民对王权国家得以成立的文化思考,代表了国家得到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的殷切期望,因此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也是其成为“治国大法”的根本所在。

论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理性奠基——以《尚书·洪范》篇为中心

对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来源及其理性化转向等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认识,亦关系到对原始儒家基本特征的认识。原始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来源于三代早期盛行的巫史传统,但对之作了理性化发展。《尚书·洪范》篇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以卜筮为手段、以君王对天道的认识为基础的“稽疑”畴是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理性萌芽,而以天象为参考、以君王和各级官吏的德性为基础的“庶征”畴则是“天人合一”观理性化的提升。

《尚书·洪范》的复合结构与五行的多重起源

五行起源未能得到清楚阐明的根本原因在于“单线起源论”。《尚书·洪范》论说结构的复合性不仅展现出五行内涵的丰富性,也可视作五行的多重起源被尝试纳入到同一种五行叙事中的初步努力。《洪范》第一部分为《洪范》经文,其五行指的是水道,属地之五行,这种内涵由行字本义而来。《洪范》第二部分是对经文的初步解释,其五行指的是君主的五种行为或德行,属人之五行,是五行在先秦时代最常见的内涵,乃由行字本义引申而来。《洪范》第三部分是对第二部分的进一步解释,其五行指的是“水、火、木、金、土”,这种五行内涵与行字本义完全无关,更与行字诸种引申义无关,是五行概念经过多次转化之后才有的内涵,成为汉以后最核心的五行内涵。先秦时代五行相关文献都呈现出与《洪范》类似的复合形态,可证五行有着完全不同的多重起源。

谈对《尚书·洪范》思想的继承——以墨家思想为例

《尚书·洪范》被称作"统治大法",是一篇对后世君王有着深远影响的文献。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统治大法,《洪范》成书后始终受到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关注。本文对其内容进行了简略介绍,试图通过阐述其对墨家思想的影响,窥探后世对其思想的引用与继承。

中国历代王朝的行政大法——简析《尚书·洪范》

:《尚书·洪范》阐发了一种天授大法、天授君权的神权行政思想 ,这对形成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哲学理论 ,以及以皇权和神权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理论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行政准则、行政方式和决策方式等方面 ,《洪范》也作出一系列阐述 。

清华简《五纪》与《尚书·洪范》关系考述

《尚书·洪范》与清华简《五纪》在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上都极其相似,是具有传承关系的同质文献,但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五纪”所指不完全相同;《尚书·洪范》中基于隐喻的“庶征”系统发展为《五纪》中基于“征验”的天地人神系统;《五纪》的叙事特征远比《尚书·洪范》显著,体现出更为强烈的“为故事以证其义”的文体风格。

中国古代一部开明的治国宪法——《尚书·洪范》解读

《尚书》是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一部政治公文汇编,其中有一篇《洪范》有别于其他所有的篇目,是一部标准的法典。孔传曰:"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法。"又曰:"箕子作之。""天地之大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现代国家的行政大法通称"宪法"。《洪范》内容是一部标准的国家宪法,行文分为序言、纲目、条文三个层次。序言交待《洪范》产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作者。纲目和序言规范国家行政大纲,闪射民主性的光芒,产生于中国古代,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西周建国,周人用革命手段夺取全国政权,急需一部法典来安定社会,组建国家,《洪范》产生于周初这一时代大背景顺理成章。《洪范》后来成为儒家经典,受到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重视,也是经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但是儒化后的《洪范》,没有发扬它的民主性精华,而是层累上层层迷雾,走向民主性的反面,成为与天人感应神学结合的专制集权理论。本文解读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尚书·洪范》五行的舆地文化意义

《尚书·洪范》五行在历史上有着消极的意义,但是在其产生之初仍然是自然和社会文化发展繁荣的产物。五行学说在汉代的风行,对于丰富其舆地文化有重大意义,在词语词汇、天文地理、声色嗅味、国家政典、规范制度、法律条文、伦理道德方面深入渗透,因而从这些方面入手整理其舆地文化内容和舆地文化意义,必然有益于历史地理学的文献和文化研究。

《尚书·洪范》与汉易卦气学

《尚书.洪范》本文中的"五行"没有生克关系;"九畴"中的"五事"、"庶征"也并非统属于"五行";汉易卦气学实际与《周易》占筮学没有多大关系,本质上更近于汉人的《洪范》学;《系辞传》中关于《洛书》与《易》卦有关的说法并不可信;作为汉人《洪范》学与《周易》学结合基础的八卦方位说与五行方位之间的矛盾,说明八卦与五行原本就是两种不相关的东西。

论《尚书·洪范》与墨家政治思想

《尚书·洪范》是历代政治思想的元典之一,墨家政治思想如尚贤、尚同、兼爱等的形成均在不同程度上受了《洪范》有关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包括诸子思想在内的百家争鸣思想成果都可在《尚书》中找到相似的原始材料,故探讨墨家思想的起源不可忽视《尚书》以及《洪范》篇。

试论《尚书·洪范》与医学发展的关联

《尚书·洪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渊源,它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过正反两方面的深刻影响。它首先提出了“五行”的观念,成为了中医学重要的论理工具之一;它的“君权神授”的天人相应观又全方位地渗入了中医学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它提出的“神权至上”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消极的影响。

《尚书·洪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

《洪范》在《尚书·周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代治经学的人,莫不有所研讨。但大多数是“妄生穿凿”(顾炎武:《日知录》卷二),附会术数,以致把古人朴素的文字说得奥妙无穷,河图洛书,竟成玄学。解放以后,虽然脱离了封建迷信的窠臼,但有的学者认为,它不过是“描绘出一幅神权政治的蓝图”,旨在“宣扬神权政治”(王世舜:《尚书译注》)。笔者学殖荒谫,于时贤所论,仍觉未及尽词,故略申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论《尚书·洪范》中“五行”的思想意涵

《尚书·洪范》提出了统治者应遵循的九类施政法则--洪范九畴,洪范九畴的思想内涵包括“天”与“人”两面。而洪范九畴中的第一畴“五行”同样拥有着“天”“人”两种面相,其中“天”的面相体现为“天道”意涵,“人”的面相则表现为“民生”“政治”双重意涵的结合。《洪范》“五行”的“天道”意涵为后世五行学说的抽象化、神秘化发展留下了一个思想诱因,该线索也为《洪范》创作于西周时期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思想史上的证据。

周、秦至漢初之際《尚書·洪範》“王道”義的流衍——先秦“道術”原論

研治傳統學術,不能繞過六藝。六藝乃殷、周以來“王官”之學的經典,天下所共習,非孤家獨學,而必予思想、學術以深刻影響。若視周、秦諸子爲“軸心時代”的標誌,則需要正視諸子思想的主軸,即其共出的淵源,方能本末俱照。周、秦諸子之術異,而皆務爲治,此學術之常識。唯世尚專門,紛紛於門域;於其論治的思想根源,發覆尚待。本文原“子”於“經”,本“史”論“義”,溯源《尚書·洪範》,揭示殷遺民箕子提出的“王道”意識,乃催化與啟導諸子淑世的重要精神啟示。進而説明孔子以來,諸子本其深刻的時代關懷與抱負,宣示“治道”的不懈努力。“治道”是稱“道術”。諸子競鳴,主導時代思潮,“道術”交鋒,各自提出對治時代的處方。“王道”公義,則爲諸子“道術”的主軸,其思想的勁力與關懷的殷切因《洪範》“王道”義的啟示而得以張開。《尚書·洪範》因東漢尊“休咎五行”而再受重視,與讖緯之學共浮沈,但其中的“王道”大義,卻傾斜難顯。同一篇《洪範》,對照關注與演繹重心的差異,足顯示學術思想開闔的一端。此説明經典詮釋,義隨世異,執一則廢百。彰顯《尚書·洪範》在思想史“軸心時代”所張開的“王道”義,正視《洪範》“王道”義所包含的“公義意識”,透入“道術”的核心關懷,大開大合,乃展示周、秦之際以迄漢初傳統學術演繹與轉化的蓬勃生機與勁度,足以爲後世學術的典範。

教导与用心:《尚书·洪范》和《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政治思想比较探究

《尚书·洪范》是中国西周初年史官所笔录的箕子政治思想陈述;《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The Instruction of Merikare)是古代埃及第一中间期(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in Ancient Egypt)赫拉克里奥坡里斯王朝(Heracleopolis Dynasty)君主阿赫托伊(Wahkare Khety)在世时为其继承人美里卡拉(Merikare)所留下的一份政治遗嘱,该作系统反映了古埃及这一时期王权责任理念。两者都是上古时代统治上层人物对怎样施政治国进行思想阐释的系统体现,又都具有在革故鼎新之际如何确保统治稳定的理论创新意图。由于两种文明的人文环境、历史发展阶段等多种不同因素作用影响,前者成为以皇权与神权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专制理论之源;而后者则逐渐形成极端君主个人专制思想。

简论《尚书》“五福”的生命智慧

“五福”是中华文化中古老且在历史上一直发挥重要影响的传统幸福观、生命观。“洪范九筹”在《尚书·洪范》的记载中虽被箕子描述为上帝传授给禹用以治国安邦的九条大法,但作为最后一筹重要组成部分的“五福”观念映射出神权政治蓝图下人权统治手段与民众生活价值旨归的统一。《洪范》云:“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归纳了人生的五种幸福,分别为长寿、富贵、健康安宁、喜好美德以及老而善终。

“五福”：《尚书·洪范》中与“国民幸福指数”相关的概念

"国民幸福指数"为目前世界许多国家所关注,并以追求较高的指数为其政府施政之目标。《尚书·洪范》"九畴"中的"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是儒家经典设定的劝勉人向善的重要概念。细加探究,可发现两者间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可以相互连结。"五福"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可作为制定"国民幸福指数"指标的参考,但要真正为生民谋幸福,尚有赖于制度的科学设计与认真施行。

《尚书·洪范》中与“国民幸福指数”相关的概念——五福

按夜郎之所以自大,乃是认为自己很优秀,所以才会妄自尊大,其实是处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野人之所以认为向君王献晒太阳的计策乃是一个很了不得的计策,所以才会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处于一个无知的状态。

中晚唐經學的天人思想述評——以《春秋》災異説和《尚書·洪範》爲中心

中唐天人相分思潮對當時的思想界有著廣泛影響,這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經學領域。啖助、趙匡、陸淳的新《春秋》學派開"捨傳求經"之風,對《春秋》災異的解釋趨於客觀平實,而無穿鑿附會之論。晚唐時期,陳岳《春秋折衷論》等一批《春秋》學著作的總體建樹雖不及新《春秋》學派,但這些書中對《春秋》災異的設釋亦與漢儒的"天譴事應"論拉開了明顯距離。此外,唐代的《尚書》學著作傳世者雖極爲有限,但以科舉考試的命題爲視角,可以窺見中唐人對《尚書·洪範》的解讀已頗受天人相分思想的沾溉。因此,總的來説,中晚唐經學對天人問題的新解既是中唐天人相分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構成了宋代"疑經"思潮的前奏。

《尚书》中的宾语前置句式

《尚书》中的宾语前置句式王大年宾语置动词述语前是上古汉语语法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句式，在今文《尚书》中保持着较为完备的形态，是我们研究宾语前置句式的一份宝贵资料。现就今文《尚书》中宾语前置句式的类型，构成条件及其历史演变简论如下：（一）《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