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台到丞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并建立了尚书台。他称帝后取消了大司马府,由尚书台统领全国要务,削夺了外朝官员主要是诸葛亮的职权。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立丞相府,总揽全国军政事务并兼领益州牧,将后主与辅政的李严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他领兵北伐的7年中丞相府常设在汉中,遥控朝政,带子息在身边,不再回朝面君,并于成都设立留守相府,对后主严密监视限制,其丞相府的性质可视为权臣控制皇帝和朝廷的统治机构“霸府”。

东汉尚书台监察职能探析

东汉时期,尚书台兼具监察百僚的权力。与御史等监察机关不同,尚书台行使监察权具有自身的特征,包括监察主体广泛、监察权限较大以及监察权运作较为独立等方面。彼时尚书台能获得监察权,不仅与丞相司直被罢省密切相关,更离不开其自身"通章奏"且与皇帝亲近的特殊性质,这也反映了当时监察多元化的发展需要。研究东汉尚书台的监察职能,有助于全面认识和把握汉代的政治和监察制度,对于当下的监察体制改革也有所裨益。

从尚书台到三省分职——魏晋以来封建国家中央秘书机构的变化

魏晋六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动荡变革的时代,政治体制的变革,极为突出地反映在中央秘书机构的变化上,这就是由尚书台演进为中书、门下、尚书的三省分职。(一)尚书台正式成为中央秘书机构,是在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保证皇权独尊、君主专制,“亲总吏职”(《唐六典》),直接控制眍纽机关尚书台施政天下.以三公为首、九卿分职的中央政府形同虚设,“

秦汉时期的尚书和尚书台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形成并开始加强的时期,尚书权力的加强,及其办事机构—尚书台组织的健全和扩充,是这一制度不断巩固并日益强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初行台省浅析

唐初的行台尚书省是金元行省的前身,实际上维持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并未能转化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唐初行台省设置被废除而未转为固定机构的原因有二:第一,行台长官手握重兵。军政合一使地方将领拥兵自重,易于发生叛乱,因此被撤除。第二,唐初六道行台设置目的不同。正常的统治秩序中同一级机构的地位、作用大体相同,但唐初六道中,虽然陕东等道设置目的中包含行政功能,然而显州、东南以及山东道行台的设置却另有原因。

汉代财政制度演变试探

西汉初年,丞相总揽国家财政。为制约丞相财权,皇帝先后在相府设计相、司直以制约,并以御史大夫分解和监督相府财权,还通过直接控制部分国家仓库来加强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在调整国家财政管理系统的过程中,职能庞杂的少府被分解,最终成为单纯的皇家财政管理机构,真正实现了帝室财政和国家财政的分离。皇帝的秘书机构最终也取代了相府各曹,成为国家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度支尚书。原来分管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大司农和少府最后演变成为国家财政的具体执行部门。最终在唐代形成了以户部为中心的新的财政管理模式。

諸葛亮的官制調整與蜀漢政局的變化

劉備時期,諸葛亮一直没有直屬的官僚體系.劉備畀之以特權,使之統領那些在制度上應直接向劉備負責的衆多官署,從而主持後方政務.劉備死後,諸葛亮開丞相府,始徵辟丞相屬官,先前尚書臺處理政務的權力轉移至相府.這次官制調整不僅改變了蜀漢的職官結構,而且塑造了新的政治框架,成爲日後蜀政走向的基礎和出發點,魏延事件與楊儀事件便反映了這一時期政局的變化.

秦汉中央秘书机构的确立与演变

我国封建社会的政体和官制,在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秦和承秦而建的两汉,得以确立、巩固和发展。其影响覆盖和决定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深入研究秦汉的秘书工作,是中国古代秘书史的重要课题。

汉代官制与外戚政治

外戚专权是汉代政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皇帝的外家仗恃着椒房之宠、掖庭之亲而内干机密,出纳王命,监临百官,威权自专。从西汉的霍氏之乱、王莽代汉到东汉的窦、邓、阎、梁外戚之祸,终两汉之世,他们一直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汉代官制的发展,以汉武帝为界,可以分为先后两个大的阶段。汉武帝以前基本承袭秦制,汉武帝以后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中央官制而言,最为重要的变化,一是宰相制度由丞相制变为三公制;二是内朝的设立和权力的扩展,凌驾于以丞相为首的外朝之上,并逐渐把外朝的权力转移到内朝和尚书台。这两方面的变化都与外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俄藏黑水城阜昌三年文书所见伪齐职官制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收录有三件南宋初年刘豫伪齐时期的文书。其中第286页,编号为инв.No.709的文书和第301页,编号为инв.No.2559的文书,内容较为丰富。由于伪齐文书存世很少,因此这几件文书显得弥足珍贵。第一件文书《附录·叙录》原拟题为《阜昌三年秦凤路第柒将请发遣状》。题解称:

古代如何治理懒官怠政

司马迁说＂治国必先治吏＂,加强吏治是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的问题。吏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治吏＂那么简单,但吏治的基础又是从点滴之处着眼和着手的,整治懒官怠政就是其中之一。

“司”“局”“厅”源流考

笔者刚来参加工作时,岗位是在部里的办公厅。某次会议期间,厅里一位领导半开玩笑的提问说,同样作为部委的内设机构,为何办公厅称＂厅＂而不称＂司＂＂局＂。与会者众说纷纷,却莫衷一是。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笔者心头。近日读书,颇遇到一些草蛇灰线般的线索,似可解答此问,特梳理如下,与大家探讨。司——业务部门源远流长＂司＂＂局＂＂厅＂中,首先出现在行政机构名称中的,乃是＂司＂字。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就有。

汉·唐·明·清 大内总管的四种角色

如果说魏忠贤是只蟒龙,那么李莲英不过是条鬣狗。不要说仇士良、魏忠贤,恐怕就是王甫都会哀叹李莲英没有出息 在汉朝,尤其是东汉,朝廷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外朝,三公九卿就属于外朝;一个是内朝,皇帝的秘书机构尚书台就属于内朝。第三个就是后宫大内。这个划分,在后来的朝代里有各种变形,名称和属性都有改变,但其精神实质却保留了下来。

《“丰州之印”与“贞祐钞版”》读后

《内蒙古金融研究》1989年第9期(钱币专刊总第19期),刊有《"丰州之印"与"贞祐钞版"》一文。内称于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单台子发现金代"丰州之印",在印背刻有"行陕西东部造"、"正大三年十二月日"等字款。作者认为,该印背刻之"行陕西东部"即"陕西东路",并援引"贞祐钞版"中之"陕西东路"作为证明,"说明二物同出于一处"。编者在文末按语中,赞同作者的意见,并补充说,"无独有偶",陕西凤翔县博物馆收藏的"义军都统之印",印背刻有"东行部造",亦可为证。作者和编者的上述看法,都是将金代的行省与路混淆为一,有悖于史实,属于误解。

隋河北道行台省及相关问题考论

隋开皇二年(582)正月“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1]。河北道行省是史上第二次以河北命名的最高级地方行政单位[2],第一次是曹魏始设的都督河北诸军事。行省和都督区无论其设置背景还是政治功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行省属行政区而都督区为军政区。其次,河北道行台省的治所不在河北而在一山之隔的晋阳,也彰显了这一制度设计之苦心。再次,作为关中政权统治原北齐区域的措施,河北行省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其最后一次的行政尝试。以河北行省为中点,观察在此之前、之后的大区级行政设置,对于理解当时的政治与地缘政治关系大有裨益。恰杨谅事变、窦建德之乱成为每次更改行政设置的节点,所以对于这两个历史事件也予以考述,以展示地方行政制度、政治史与地域史之间的联动关系。

试论金代的行省

金代行省是金代官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金代行省之设，对于金朝政局来说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但对后世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影响极大。

浅论隋炀帝、唐太宗与隋亡唐兴的关系

隋炀帝和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而引人注目的两个封建帝王,二者在身世经历及个人所好等方面,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是出身高门望族,年少而位高。扬广之父、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称帝前即为北周权臣,袭封隋国公。杨广本人“开皇元年,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后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李世民出身于“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的关陇贵族世家。

辽金少数民族中央政权建设历史补遗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下,国内各民族间关系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方向,这势必影响高考命题和中学教学方向。但是,现行的各种版本高中历史教材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论述较少且分散。因此,笔者认为梳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发展史实以补充教材是相当必要的。作为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融合、大变革的时期,宋代因少数民族政权众多而颇显重要,汉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复杂而多变。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适应统治需要建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架构,以实现因地制宜、因俗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