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从“尤科斯案”到“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

是否需要在国际投资仲裁程序中设置上诉机制,这在国际投资领域内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新近刚出炉的“尤科斯案”上诉判决,又在事实上证明了国内法院正在行使并承接了国际投资仲裁上诉审理的大部分职能和权力。国际投资仲裁的上诉机制既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还特别需要在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过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尤科斯案”的经验来看,应从上诉机制的限制性条件、程序安排、审理范围、审理期限以及对透明度问题的规定等方面着手,构建国际投资仲裁“有条件的”上诉机制。同时,这一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将能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条约解释的困境与出路——以尤科斯案为视角

尤科斯仲裁案历经十余年,目前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ECT第45条第1款的解释问题上,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仲裁庭对于该案的管辖权。当事双方、仲裁庭以及海牙地区法院在"拆分方法"和"全部或无方法"两种解释路径的选择上颇有分歧,但运用的解释方法皆属传统的VCLT解释方法。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传统条约解释方法的缺陷,如文义解释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其他解释方法又过于依赖文义解释等。投资条约用语本身的模糊、上位解释的缺乏和传统解释方法的缺陷,共同造成了当前条约解释的困境。要解决这一困境,除了进一步精确条约用语之外,尤需恰当运用解释方法以增强说服力,并从制度层面寻求根本性突破。

《能源宪章条约》对签署国的临时适用机制研究——以“尤科斯诉俄罗斯”仲裁案为中心的探讨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时九年之久方作出的"尤科斯诉俄罗斯"案仲裁裁决,其标的额之高创下史无前例的纪录,而今该裁决却被荷兰海牙地区的法院予以撤销,举世哗然。对本案仲裁庭管辖权的判定需要立足于对《能源宪章条约》第45条临时适用机制的准确理解。荷兰法院与仲裁庭对《能源宪章条约》是否能临时适用于已签署但尚未批准的俄罗斯这一关键问题上,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以"尤科斯仲裁案"为中心,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临时适用与条约解释的原理入手,分别就仲裁庭认定管辖权与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分析路径加以研判,对讨论国际条约对签署国的临时适用机制意义卓著。

国际条约解释中的主权因素——“尤科斯案”中的失衡与重构平衡

国际条约是主权国家缔结或者授权缔结的协定。在国际条约解释中宜将主权因素考虑在内。纳入主权因素的国际条约解释,对解释者而言通常要考虑国家同意原则、善意解释原则和疑义从轻解释原则作为解释的基础。这构成了条约解释和主权因素之间的第一重平衡。"尤科斯案"几经反复的原因则是陷入了解释方法当中的主权考虑失衡的一个极端。为避免条约解释可能从忽视主权因素滑向片面强调主权因素的另一个极端,国际条约的解释须以探寻条约理性原意为目标对此加以限制。在整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以作者决定论、文本决定论和读者决定论指导下的三种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顺序后,方能构筑起国际条约解释与主权因素之间的第二重平衡。

“一带一路”投资风险及其法律应对——以“尤科斯诉俄罗斯案”为视角

"尤科斯诉俄罗斯案"是由尤科斯公司及其股东分别向欧洲人权法院、海牙常设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事仲裁院提出的多个争端所组成。该案源自俄罗斯政府对尤科斯公司采取的税务稽查以及与之相关的高额税款与罚金、财产冻结、强行破产等措施。欧洲人权法院判令申请人胜诉,认定俄罗斯的行为是对申请人财产权的非法干预,但海牙地方法院和斯德哥尔摩地方上诉法院以仲裁庭缺乏管辖权为由分别撤销了海牙常设仲裁院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事仲裁院的实体裁决。该案一方面展现了"一带一路"国家常见的投资风险以及投资者寻求多元法律救济的可行路径,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管辖权问题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重要地位。鉴于该案申请人的经验教训以及"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的特点,中国投资者应重视投资条约项下的"管辖权风险",必要时向欧洲人权法院寻求法律救济,适时进行国籍筹划,并采取适当措施避免投资条约中利益拒绝条款的适用。

论“不洁之手原则”适用的不确定性——以国际投资仲裁为视角

近年来,在不少国际投资仲裁中都出现了被申请方依据"不洁之手原则"提出的抗辩,但"不洁之手原则"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并无定论,这种不确定性给国际投资仲裁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不洁之手原则"不确定性的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包括当事双方行为的因果联系、该原则的适用形式、情形、阶段,以及对仲裁结果的影响。本文认为不论从投资者角度还是从东道国角度出发,"不洁之手原则"均对其利益产生一定的影响,需要重视、了解并合理运用才能避免在仲裁中陷入被动。同时也应认识到,"不洁之手原则"适用的不确定性可作为优化投资规则、优化监管措施的参照系,将其消极影响转为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