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就业产出弹性看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向

为了有效抑制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协调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1978~2015年期间三次产业GDP与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数进行协整分析,得出三次产业GDP与各产业就业人口数均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三次产业人口就业人数是三次产业GDP的格兰杰原因。同时,考虑就业政策的影响,以2000年为临界点分两时段(1978~2000、2001~2015)对我国三次产业GDP与三次就业人数进行回归分析,以及利用得出的结论提出优化人口就业结构,注重发展人口就业产出弹性大的产业,提高就业人口素质等措施,以促进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

利率政策的产出就业效应

利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核心,在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手段中占有重要地位。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利率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利率由资金市场供求状况的指示器变成货币当局政策的睛雨表。实践中的失败经验使利率政策不再被频繁运用,以避免产生不确定后果。

效率提高会吞噬就业吗?旅游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研究

文章构建了旅游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测算模型,将旅游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分解为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两个方面,并从总量、结构以及行业异质性三个角度对2000-2014年中国旅游产业升级的就业创造和破坏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产业升级总体上具有积极的就业增长效应,但由于旅游产业功能升级不足,旅游产业升级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来源于规模扩张和结构变动。(2)各行业就业增长与其效率滞后性基本呈现为正相关的关系,说明在旅游业内部存在鲍莫尔成本病问题。(3)住宿业就业创造与旅游总产出增长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两难困境。未来中国旅游产业升级应注重与文化产业融合,推进旅游向审美化、品质化、体验化方向发展。

金融危机背景下河北省就业与FDI关系研究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迅速向全世界蔓延,不仅冲击了各国金融市场,也严重影响到世界实体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如何保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成为政府迫切需要解决和应对的问题。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之间关系模型的建立,分析外商投资对河北省就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

基于旅游业增加值测度的我国旅游就业弹性分析

笔者依据现有统计资料的相关数据,从旅游业相关产业中剥离出旅游增加值,根据劳动生产率测算我国的旅游就业总量,从而较准确地测算了我国旅游就业弹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的比较以及旅游就业弹性的动态变化,分析了我国旅游业对就业带动作用不强,没有发挥"就业蓄水池"作用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寻求“产出—就业”系统在外部冲击下的非线性反应机制——基于非线性动态理论的经济学方法

本文使用非线性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反应函数,分析“产出-就业”系统在外部冲击下的反应。由于中国数据获得的困难,我们以加拿大相关数据作为分析基础。我们发现,对产出的双倍冲击比单倍冲击持续期长,衰退期比扩张期显示了更多的非对称性,而且外部冲击对失业率影响的持久性要短于外部冲击对产出影响的持久性。这些结论对寻找中国经济在遭受外部冲击下的反应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民办高等职业院校生产效率实证分析

利用《2019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资料,基于教育生产函数模型对样本民办高职院校的生产效率进行考察。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兼职教师年课时总量、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均与民办高职院校就业产出显著相关;从影响强度来看,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对民办高职院校就业产出影响作用最强,其次是企业兼职教师年课时总量,影响最弱的因素是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从地区来看,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企业兼职教师年课时总量只与东部地区民办高职院校就业产出显著相关。根据上述结论,从提升办学水平以获取财政支持、兼职教师引入、科研仪器设备投入以及重视东部地区民办高职院校师资质量提升和课程投入方面提出建议。

基于GDP视角下贵州省区域发展研究

随着贵广高铁的修建及开通,伴随着"国发二号文"对贵州省的支持;近些年贵州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给贵州大力发展物流业,建立计算机仓储中心城市,建设大型商贸也集聚区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本文主要从贵州省三州六市GDP角度下对贵州省三州六市的就业情况进行研究与分析,为贵州省三州六市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双重红利假说在中国是否适用?

西方的双重红利假说是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所得税,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提高就业的双重红利。当这一问题降临到中国,中国能否与西方国家一样实现这一双重红利呢?本文通过VAR模型,通过建立不同的税收标准,来模拟本国的就业双红利问题。最终得出结论:征收10元/吨的碳税对低碳行业的产出、高碳行业的就业、低碳行业的就业并未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西方国家实现的“双重红利”在我国并未能实现,这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所以,征收碳税需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不可实行“一刀切”的碳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