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挤入效应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产生挤入效应的两条途径,并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延迟退休不仅不会挤出青年人就业,反而会对其产生挤入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男性青年人,延迟退休对女性青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偏弱;高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高学历青年人就业,低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低学历青年人就业。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延迟退休通过降低实际老年抚养比促进青年人就业。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政府为增加劳动力供给提出的延迟退休政策,建议推进渐进式、弹性式延迟退休政策。在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政府应适时调整其他相关政策。在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阶段,政府应重视年轻家庭对祖辈隔代照料的需求。此外,政府应鼓励老年劳动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

本科护生实习期间就业压力与焦虑的相关性研究

就业压力是指个体面临求职或择业时受内部或外界相关压力源影响而引起的身心应激过程^([1]),是实习护生的压力源之一^([2])。近年来,护士就业形势愈显严峻,加之逐年增长的大学毕业生数量,给其带来的就业压力渐增^([3])。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会使护生产生焦虑,导致身心障碍^([4])。

数字化时代高校就业指导服务模式的新路径探索

随着云计算和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工作理念也在不断创新,面对与日俱增的大学毕业生数量,高校亟需探索利用新媒体和数字化技术开展新型就业指导模式,以提供更加便捷的就业指导服务。基于此,通过调查问卷和走访相关单位的方式,总结当前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数字化对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开展的主要优势,深入探讨数字化就业指导平台数据分析的主要内容,从加强就业课程体系建设、明确就业指导服务目标、扩充就业指导师资队伍,以及推进就业服务客户端建设和数字化就业指导平台的优化设计几个方面,提出改进数字化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的新措施,着重提出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来掌控就业市场的趋势和需求,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的就业建议;同时,探索利用数字化平台加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促进信息交流、招聘活动的新路径。从而得出以下启示:高校的就业指导部门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应用平台建设,大力提升就业指导服务的质量和效果,更好地帮助学生成功就业,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创新型人才。

“数字鸿沟”对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研究

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实现“银发红利”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鸿沟”严重影响老年人平等享受数字红利的权利,阻碍了城市低龄老年人在退休后选择再就业。聚焦于“数字鸿沟”,选取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鸿沟”和其他特征变量对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选择的影响,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未来“数字鸿沟”对其再就业行为的影响程度变化。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会抑制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且数字技术使用程度加深会增加其再就业的概率。在未来更多的城市低龄老年人会选择再就业,且“数字鸿沟”对其再就业行为的影响将加深。研究结论为填平老年人“数字鸿沟”,释放老龄人口二次红利,实践积极老龄化战略提供了新思路。

新时代大学生高质量就业问题及对策

人才是第一资源,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基于我国社会的就业背景下,对高校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进行理论分析,提出高校对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现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理论与实践知识脱节,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单一;就业指导时间集中,指导内容简单;相关指导人员缺乏专业的培训。文章分析新时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并对高校毕业生如何进行高质量就业提出建议,帮助高校毕业生解决在求职、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灵活就业和新兴行业领域已成为新时期吸纳青年群体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与此同时,新兴领域青年群体的就业形式、就业质量也面临一些挑战,对就业服务和劳动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结合一项面向北京市新兴青年群体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客观和主观双重维度出发,构建新兴青年就业质量测算评价指标体系,并就该群体就业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兴青年的整体就业质量状况一般且内部呈现明显分化,独立文艺青年、网络文化青年状况更优,而网约车司机、配送员等平台经济青年状况明显较差。以教育、工作经验(年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新兴青年就业质量的客观维度(尤其是收入)有正向影响,但对于主观维度则无显著影响或具有负向影响。今后应采取更加精准的措施推动新兴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效回应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发展权益,不断提升他们的就业获得感和受益感。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就业质量:契机与困境——基于CFPS 2018数据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注入了新动能,为其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但同时也带来了新困境。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HLM模型从多层视角剖析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揭示了农民工就业质量各个维度的实际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优化了就业结构,在微观层面促进了弱关系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显著改善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尤其是在收入水平提升和劳动合同签订率方面;但也存在部分低收入农民工无法享受“数字收入红利”以及“灵活化”劳动合同的问题。数字经济对工作时间的影响表现出双向效应,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催生的新型职业岗位和劳动关系模式,也暴露出劳动保障缺失的制度漏洞。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数字经济会对具有某些特征的农民工群体产生偏向性,会加剧农民工内部的不平等。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政策建议。

“机器代人”还是“创新聚人”?——数字金融发展对传统金融业就业的影响

不断发展的数字金融深刻改变着我国现有的金融格局,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数字金融“机器代人”效应,将会缩减传统金融业的就业规模;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创新聚人”效应却会对传统金融业就业规模起到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本文通过城市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业就业规模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金融业总体的就业影响更多是“机器代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金融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失业的风险,应该理性看待数字金融带来的金融智能化发展模式,并积极适应金融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逻辑、挑战与对策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实现的有效手段。立足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有必要对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概念及其高质量充分就业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清晰界定。对标新的就业目标,当前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仍面临政策供给有待强化、社会文化氛围尚未形成、协同机制尚未建立、关键主体参与度不够和劳动者参与意愿相对不足等挑战。为此,需要强化顶层设计,促进政策法规建设;重视模范引领,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促进协同治理,形成多主体聚力优势;重视能力补缺,强化关键节点作用发挥;创新激励方式,提升劳动者参与意愿。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就业政策和技能策略——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解决之道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时期,呈现数字化、绿色化、高效化、复合化的突出特征,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推动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趋于高度复合化。这一时期,做好新技能需求的深度开发,对于促进青年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为深度开发技能人力资源,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以采取的对策包括:适应新型经济业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引导人力资源深度开发;基于人口新常态,适时调整就业和技能开发政策,稳定青年就业大局;应对经济发展变化,健全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促进青年就业创业;强化职业开发,拓展新发展新赛道,提高人力资源专业化管理水平;对接产业人才需求,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改进职业教育供给等。

冬奥会促进就业:国际镜鉴与中国方略

承办冬奥会是张家口市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如何借助冬奥会综合效益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亟需破题。基于此,文章聚焦冬奥会促进举办城市就业这一议题,在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利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及对比研究法,研究了冬奥会促进举办城市就业的特殊价值与历史经验,并以此为关照,在测算2022年冬奥会对张家口市直接就业带动贡献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后冬奥时代张家口市就业促进的优化策略。

职业教育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机理与提升路径

职业教育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其时代使命。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中国特色、教育特色与数字特色三大特点,其内涵强调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良好就业结构和促进个体发展。职业教育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特质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内涵耦合,在具体实践上可从职业教育体系、市域产教深度融合、技能人才评价三个方面改革助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

稳就业:成效、挑战与政策指向

得益于经济运行的回升向好、各类稳就业政策效果的集中释放,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并呈现出逐步改善的态势。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发挥各项政策的协调作用、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和多元主体联动等,是当前稳就业的关键。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前瞻性地引导和优化全社会人力资源供给、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等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

分割还是融合: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

中国经济步入新时代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带来了新的挑战。区别于以往在传统经济发展情境下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研究,本文将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探究数字经济冲击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在理论上,构建数字经济冲击背景下城乡边际劳动生产力分割和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实证上,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金融的效能。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分割,这一结论在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差异,所有制分割是数字经济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条件;第三,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及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分割的有效机制;第四,数字金融作为产业数字化融合的典范,显著抑制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分割。此结论可为探讨数字经济为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带来何种改变,以及带来这种改变的机制为何提供有益参考。

面向全球技能发展:青年、教育与就业

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引发的产业变革,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文凭在劳动力市场的特权逐渐淡化,各国开始探索“学历+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技能社会作为新的社会形态受到普遍关注。然而,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许多青年在技能掌握、技能适应与技能使用上面临挑战,国际青年失业问题严峻,这反映了教育系统技能供给与就业市场技能需求之间的错位与失衡。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教育转型多元碰撞的趋势下,优化技能系统已成为国际事务,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进行战略布局,遵循双重逻辑取向,既要关注终身技能形成,还应考虑各国在技能认证、技能治理与技能监测方面的合作,在纵横两种逻辑下构设全球技能发展的行动框架。

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测度研究——基于某市住户端调查及平台端大数据的综合分析

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已成为社会共识,但其就业规模和占就业人口比例一直未得到系统回答,导致相关政策出台缺乏依据。本研究构建了依托住户端调查数据和平台端大数据两个数据维度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就业规模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以W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数据,对该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比例和就业规模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在未修正前,2023年上半年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达61.42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比例为4.97%;使用职业伤害保障等数据修正后,该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为100.38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比例为8.13%。2019—2023年上半年,W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比例不断波动。2020年初,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出现快速下降。2023年开始,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又重新开始上升。具体类别中,用车服务、物流服务、生活服务、网络直播、中介服务等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上升;而金融服务,商品交易,承接生产订单,知识、技能、娱乐、广告等线上服务新就业形态类别比例下降。本研究构建的依托住户端调查数据和平台端大数据相结合的测度方法避免了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的低估和高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有效应对各种压力挑战,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为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统筹兼顾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在量的扩大中促进质的提升,以质的提升带动量的增长,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

人工智能、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与高质量就业

本文选取2009—2018年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总体能够促进高质量就业。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支出能够正向调节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积极影响,并由于财政支出呈现结构偏向的特征,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会使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产生差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高质量就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地区分布上,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在时期分布上,在自动化赋能阶段(2009—2014年),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呈现出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而在智能化创新阶段(2015—2018年)则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在中国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以及探究财政政策导向在其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发展与劳动力就业如何兼顾?——兼谈典型发达国家经验启示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技术,其快速发展带来劳动力就业的多重效应,人机协作下劳动雇佣形态更加灵活多变,劳动技能得到提升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也导致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结构性失业和部分科技性失业。因此,人工智能发展与劳动力就业如何兼顾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通过分析美国、新加坡等典型发达国家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举措,总结其统筹人工智能发展与劳动力就业的共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技术应用,完善人工智能教育、培训体系,强化对劳动者失业的救济与扶持以及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途径推动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就业协同发展。

基于推拉理论的苏北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切实发挥好人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作用,是我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的应然选择,如何更好地引导农村大学生返乡就业、投身三农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热议的话题。以苏北地区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推拉理论对其返乡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研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苏北地区对于乡村振兴的宣传力度不够,学校职业规划教育不足,家庭支持力度不大,个人就业择业观念尚未转变。政府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学校加强对毕业生就业观的教育引导,家庭理性看待大学生返乡就业,以及学生自身合理规划职业生涯是促进大学生返乡就业、增强返乡就业意识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