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供给与相对贫困:基于就业创造效应的检验

通过绝对贫困乘数法与中位收入比例法构建相对贫困衡量方式,匹配地级市层面的统计数据与CHFS2019数据,识别和测度中国各地区的相对贫困程度,实证检验金融供给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采用何种相对贫困衡量方式,金融供给均能显著抑制相对贫困。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非农家庭及生活在东部和大城市的家庭,金融供给的缓解效应更为显著。通过引入HHI和CR3指数,以及使用工具变量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表明,金融供给通过就业创造效应缓解相对贫困。研究结论可为规范和引导金融供给解决相对贫困提供参考。

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实证研究

经过创业资源和能力的累积,我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逐步具备了创业条件,并率先实现自主创业,成为缓解农民工就业难题的重要力量。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就业分层特征,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但实证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创业参与度和成功率还较低,且多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属"难民型创业",就业创造效应低。因此,政府推行"转移安置"与"鼓励创业"相结合的农民工就业政策,改善创业环境,提高创业能力,加强行业引导,鼓励农民工在制造业领域的创业活动,对促进农民工的"企业家型创业",提高就业创造效应有所裨益。

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探究

数字经济深刻影响着就业市场的变革,使得就业载体、就业形态、就业技能要求发生重大变化,既存在巨大的就业创造效应,又面临显著的就业替代效应,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产生着结构性的影响。从就业创造效应来看,数字经济提供新型就业岗位对稳就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数字经济蕴含的扩就业总量的巨大潜力仍未充分激活,在劳动制度、权益保障等方面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从就业替代效应来看,数字经济对优化就业结构的成效明显,但需要警惕就业替代效应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冲击等风险苗头。数字经济是未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基石,要破除就业壁垒、加强风险应对,积极优化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的政策设计。

江苏省产业集群就业创造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轨迹,介绍了不同时期的产业集群理论,以就业区位熵作为识别和判断某产业集群就业创造能力的指标,对江苏省不同时期的主要产业的产业集群的就业创造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对策探讨。

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产生就业替代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与就业机会,影响了就业结构。本文采用2006—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上市公司所在地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从就业需求与就业结构两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即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以及产业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强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并拓展了创新集聚所产生的新业态。从整体上看,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就业机会的提升,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就业创造与就业替代效应大小因地域、企业要素类型与行业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数字经济在产业间的溢出效应表现为明显的正向挤出和逆向虹吸:第一产业劳动力逐层向第二、第三产业正向挤出,第三产业逆向虹吸第一、第二产业劳动力。本文为数字经济发展中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提升与就业质量的改善提供了启示。

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量化研究

"无就业增长"现象再次引发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之思考,利用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构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模型,从劳动力需求方面分析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一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就业;另一方面增加产出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同时创造出新的产业和部门扩大经济范围增加就业,但其减少的就业量超过了增加的就业量,因而最终表现为净就业量损失,平均每年净减少就业量为3 000万～3 500万人。

节能减排的就业结构优化效应:一个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节能减排与就业关系的实证文献所得结论并不统一,可以将其分成三个层次:(1)双重红利层次,即环境规制的就业创造效应高于就业缩减效应,改善环境质量(第一红利)的同时会促进就业的增长(第二红利);(2)就业结构优化层次,即政策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缩减效应大致相抵,但就业结构更清洁化;(3)就业破环层次,即政策的就业创造效应非常有限。通过文献综述法,对中国工业部门的一系列规制政策进行分类,结果发现尽管实现双重红利很困难,但基于税收和市场的规制政策依然可以实现就业结构优化效应,而行政化的规制政策则以就业破坏为主。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效应的研究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对母国的就业效应日益明显。国内外的学者利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论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给母国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损失效应、就业不确定效应、就业结构效应和就业质量效应。本文对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基础。

对外绿地投资对母国的就业效应细分研究

对外绿地投资的就业效应既为我国就业创造、缓解就业矛盾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企业"走出去"战略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考量指标。对外绿地投资的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投资东道国对母国就业影响存在异质性,需要细分研究。利用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类企业的微观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表明四点:一是绿地投资对母国有明显的"就业创造效应";二是这种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形;三是投资次数越多,对母国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四是分样本检验发现,与没有出口经验的企业相比,有出口经验的企业绿地投资后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更大,与投资中低收入国相比,投资中高收入国的"就业创造效应"更明显,与制造业相比,投资非制造业更能促进母国就业水平提升。建议在选取对外绿地投资行业时,结合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实际,综合考虑技术市场和就业等因素的影响,以求真正促进母国经济质量的提升。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实践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从整体来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转正;从区域比较来看,目前大多数沿海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会对当地劳动力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发展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环境规制,防范和减少环境规制的就业风险;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精准施政,合理引导环境规制下的劳动力再配置;积极施政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实现环境规制在环保和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

技术创新对就业的“双刃剑”效应孰强孰弱?——基于1980—2020年中国宏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技术创新对于就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形成新的产业和经济生态,创造出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又意味着新技术和设备对传统劳动力的有效替代,大量就业岗位将消失。文章通过构建就业弹性模型研究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并基于1980—2020年中国就业增长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宏观数据,运用VAR模型对技术创新的动态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短期内技术创新的就业替代效应大于就业创造效应,中期内就业替代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交替占据主导地位,表现为总体动态就业效应呈现出规律性的正负交替现象,长期内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的作用力基本抵消,技术进步为中性技术进步;分区域来看,各阶段技术创新在不同省份具有不同的动态就业效应,就业效应的方向和强弱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市场化水平紧密相关。

不同时期我国加工贸易就业效应的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最小二乘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工贸易和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加工贸易对制造业就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80年代相比,外商投资企业大量进入后的90年代加工贸易对就业的推动作用更大,模型的显著性更强,表明加工贸易较好地发挥了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促进了就业的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于就业转移效应的出现,加工贸易对制造业就业的推动作用呈现递减的趋势。文章最后就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就业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机理及中国对策

人工智能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进步,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对人类社会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将重构国家竞争格局。技术进步既有就业替代效应,也有就业创造效应。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技术进步,既符合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一般规律,也有其特殊表现:以往技术进步主要替代人的体力,而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地替代人的脑力,但不会完全替代人类就业;人工智能会削弱低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的竞争优势,强化就业空间极化和技术极化现象,这对发展中国家拼资源、拼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和工业化战略构成了挑战。目前人工智能处于弱人工智能发展阶段和技术成长期,对就业的影响有限。但随着人工智能由弱人工智能阶段发展到强人工智能阶段、由技术成长期发展到技术成熟期,对就业的影响将加大。为了促进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削弱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效应,放大其就业创造效应,防范其就业社会风险,应前瞻性地采取提高劳动者素质、鼓励创新创业、提高就业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各项积极有效的对策措施。

技术创新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1991～2007

本文基于我国1991～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破坏效应进行分解和分别测度。研究显示,技术创新的就业总效应与技术创新强度正相关,同期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并且这两种效应均随着时间推移呈现一定的波动性。

技术创新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1991～2007

本文基于我国1991～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破坏效应进行分解和分别测度。研究显示,技术创新的就业总效应与技术创新强度正相关,同期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并且这两种效应均随着时间推移呈现一定的波动性。

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有效路径,对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可为长效脱贫注入强大动力。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测度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缓解家庭相对贫困,降低家庭因遭受相对剥夺而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滞后变量法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农村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户主年龄未超过60岁和受教育年限较长家庭中对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就业创造效应、金融赋能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缓解家庭相对贫困。为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未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强化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增收方面的作用;灵活运用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机制,大力拓展就业渠道,因势利导做好稳就业工作;注重提升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使人民群众能公平享有数字红利;提高数字技术向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渗透的广度和深度,以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产品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理论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本质上是一种资本转移。母国部门及产业是否向外转移会影响就业结构优化,进而阻碍母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是现今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重点。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文献,总结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如就业替代效应、就业创造效应、就业质量、就业结构优化,从而为后期学者的研究提供借鉴。

数字经济与技能工资差距——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随着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的数字技术发展,数字经济必将对中国的就业和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使技能工资差距呈现新特征。通过测度2018年中国各行业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普通最小二乘法、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与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低技能劳动者工资收入,且能缩小低技能群体和高技能群体内部中低收入差距;(2)数字经济能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时间投入效应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提高工作强度,缩小技能工资差距,但职位晋升效应难以充分发挥;(3)数字经济对不同行业部门和不同社会资本群体的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据此提出继续推进数字技术发展、积极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对高收入的规范与调节路径、完善对低技能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并以数字化改革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标志之一，未来将对社会生活和就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AI 对就业可以产生正反两方面效应。本文结合中国发展现状，从行业、时间空间角度分析人工智能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