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贸易自由化与就业变动——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企业就业的二元边际视角,利用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水平,并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实证分析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会引起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损失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同时导致低生产率企业死亡率上升以及高生产率企业死亡率下降;相较于投入品贸易自由化,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更大。

长江三角洲16地市产业结构与就业变动的协调度分析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外迁与结构变化对区域就业变动起重要影响作用。笔者运用改进型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对1994年~2012年长江三角洲16个地级市产业结构变动与各产业的就业分布进行改进评价与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994年~2012年间,长三角16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但区域的分化现象仍较为突出;就业变动水平较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各空间关联地市差异逐步扩大。1994年~2012年间,产业结构与就业变动的协调发展度整体有所提升,但提升程度相对有限,且呈现出局部极化、分异突出的现象;在对产业经济发展与就业变动的相对发展度研究中得出协调发展较好的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区其产业结构与就业变动表现为同步发展;而就业变动发展相对滞后的湖州、舟山、泰州等地区,其就业变动优化方向与程度受到产业结构变化一定程度的拖累。

被动迁居后城市低收入原住民就业变动的成因及影响因素——以南京为例

城市绅士化引起的低收入原住民被动迁居及其行为响应一直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以南京近1000名安置房社区居民就业变动调查数据为基础,系统分析了被动迁居后城市低收入原住民就业变动的成因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安置点与理想岗位空间错位是被动迁居后城市低收入原住民就业变动首因,个人或家庭以及单位等因素对就业变化亦产生重要作用;被动迁居后城市低收入原住民就业变动呈普遍性和差异性双重特征,城市绅士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弱势阶层内部发生分化。

我国服务业就业变动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虽然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员正逐年增加,但就业增加速度比不上产值增加速度,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就业空间。本文通过比较发现我国服务业就业相比于发达国家比重偏低,我国各地区服务业就业差别也非常大,各传统服务业吸纳劳动力较多,但由于其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今后应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现代服务业来促进社会就业。

美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变动与贸易逆差

199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绝对贸易逆差呈持续快速单边的上升态势，助长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贸易逆差损害美国经济增长和影响美国工人就业。本文以1980年～2004年的美国贸易逆差和相关经济数据作为基本分析依据、以相对贸易逆差及其变动作为基本分析指标、以基本的统计分析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对美国贸易收支与经济增长及失业率变动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分析表明，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张与经济增长速度成正比例关系，贸易逆差扩张是美国经济景气的象征。用同样的方法检验美国的贸易逆差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贸易逆差变动与失业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与贸易逆差扩张相对应的是美国失业率的下降。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贸易逆差损害了美国经济增长和提高了美国失业率等论点得不到实证支持。

FDI与江苏就业变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江苏省FDI与就业的变动分析为基础,通过协整检验、ECM误差修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将1985年到2009年江苏省各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处理,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期和短期的效应虽都是正向关系,但效果都不是非常明显。从江苏省吸收利用外资的特征的角度探寻能提升外资就业效应的政策制定。

试论土地流转与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变动

土地流转对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变动类型有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因此,为了有效保证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必须与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合理设计土地流转制度。

浙江服务业就业变动态势与特征分析

利用就业增长率、就业份额、结构偏离度等指标考察浙江服务业及内部行业的就业效应与特征,利用趋势预测法推算浙江未来五年服务业就业人数及占比。分析发现,服务业发展对就业总体呈正"吸入"效应,服务业就业的行业分化和异质特征明显,差别化施策、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可大量吸纳高层次人才、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改善就业质量。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在Reijnders和de Vries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基本框架下同时考虑行业和技能异质性,并利用WIOD数据库以及相配套的劳动力就业数据库,多维度考察中国就业变动的整体、行业和技能特点。按照各因素的相对贡献,本文利用链式结构分解方法,深入探究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劳动投入系数效应、中间投入外包效应、最终需求外包效应、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和最终需求的产品结构效应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中国整体及细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增就业规模庞大,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相较于制造业实现了更快增长。此外,各类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明显增加,并以低技能劳动者的工时延长最大。结构分解结果表明,最终需求规模增加对中国就业增长的贡献相对最大,技术进步显著抑制就业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相比,劳动投入系数下降是抑制中国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因生产工序不同存在显著差异,但最终需求外包增加对中国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大。当纳入细分行业和技能就业的考虑,这些驱动因素的影响同样具备差异性。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出口模式转变与企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稳就业是“六稳”的首要工作,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出口模式转变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模式转变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生产规模扩张、提高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是出口模式转变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的重要渠道。进一步检验发现,出口模式转变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就业净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研究还表明,出口模式转变不仅促进了企业就业净增长,而且也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此外,出口模式转变明显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是因为出口模式转变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工资率效应,从而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上述结论表明,企业出口模式转变对中国保障就业稳步增长、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鼓励企业直接出口的同时,也要注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北京为例

流动人口在城市更新改造中面临居住与就业的不稳定,不利于其幸福感的提升。基于北京大样本问卷调研数据,分析城市更新背景下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特征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低于本地人口,不同属性特征的流动人口,其居住-就业变动对应的幸福感水平有所差异;过去5年维持居住与就业稳定的流动人口其幸福感更高,发生居住或就业变动的流动人口幸福感偏低;主动型居住迁移相比于被动型居住迁移对应更高的幸福感;控制人口属性后,就业单项变动及居住-就业双变动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就业变动带来的消极作用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居住变动对幸福感产生正面影响,且居住变动带来的积极作用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

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变动

本文利用1997～2006年美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美国制造业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总量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考虑进、出口贸易对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以后,进、出口贸易对就业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存在不一致性,进口贸易不仅没有通过替代国内生产而减少劳动密集制造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促进了该部门的就业增长;出口贸易也没有通过产出扩大效应而增加劳动密集制造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出口贸易对就业的促进效应仅仅体现在技术密集制造部门。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价格效应、规模效应和劳动力需求的趋势效应,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呈现明显的滞后性和动态调整特征。

公共投资与区域就业变动——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了反映劳动力市场均衡就业量与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之间关系的动态模型,分别利用全国29个省及东、中、西部各地区省份2002-2008年面板数据对公共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就业存在较强的跨期路径依赖性;公路密度增加仅在短期内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高;人均普通中学拥有率增加在短期内对就业有挤出作用,但在长期中却存在更大反方向效应;同类公共投资对就业变动的影响显示出一定区域差异性。

中国对外反倾销与企业就业变动

在WTO框架下,合规使用对外反倾销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环境的公平公正,做好"稳就业"工作,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对我国对外发起反倾销如何影响国内企业就业变动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考察了反倾销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所有制类型和不同地区的企业就业变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外发起反倾销同时通过"促进企业就业创造"与"抑制企业就业破坏"两个途径显著促进了企业就业净增长,且该估计结果在经过平行趋势假设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反倾销保护主要通过反竞争效应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创造。进一步的拓展分析发现,对外反倾销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私营企业和西部内陆地区企业的就业创造影响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在WTO框架内采用反倾销措施抵制外国企业的倾销行为,通过就业创造做好"稳就业"工作。

城市更新过程中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的协同机制研究——以北京为例

城市更新过程中流动人口面临居住与就业的不稳定。本文构建流动人口居住与就业协同变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使用北京大样本问卷调研数据,基于双层级双变量离散选择模型,分析城市更新背景下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协同性及其与背景环境的关系。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居住/就业变动概率远高于本地人口,城市更新对流动人口居住和就业的不稳定性影响更大;流动人口的居住变动行为与就业变动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协同过程,单项变动极有可能引发双变动的调整。居住在城中村数量较多的街道,流动人口发生居住变动的概率更大。青年流动人口的居住-就业变动协同性相比老一代更高,而且街道的居住不稳定性与青年流动人口的居住行为不稳定更相关。

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全球价值链地位与技能劳动就业变动——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视角

信息技术和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以及全球价值链深度参与对我国技能劳动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此,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对我国技能劳动就业变动的影响。通过构建基于生产任务的全球价值链模型和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显著提升了高、中、低技能劳动就业,其中,高技能劳动就业增加最快。相比高技术产品和服务品,传统制造品全球价值链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增加更快。进一步对技能劳动就业影响因素进行的分解表明,高技能劳动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全球总需求增加和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中、低技能劳动就业主要源于全球总需求增加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了中、低技能劳动就业。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

汇率变动会影响到进出口产品(包括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改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和生产规模,进而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两种效应。使用1998—2007年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计量方法,并将实际有效汇率对就业的冲击分解为破坏效应和创造效应,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就业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对于出口企业,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效应同时存在,且影响系数大致相当,其总体就业情况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制造业的整体劳动力需求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加重就业压力。因此,当前人民币不宜大幅过快升值。

我国区际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业结构变动效应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的农业部门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非农部门,同步实现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和产业转移,这既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必然结果,也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研究结果表明,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区际劳动力流动日益活跃,劳动力就业结构效应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呈加强趋势。消除限制区际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进一步增强我国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性,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应时之举。

区域就业人口变动趋势视角下的沿海产业转移趋势及障碍因素研究

加快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进程是国家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区域就业人口变动角度,分别选取东部典型产业转移省份(广东、浙江、江苏)、中西部典型产业承接省份(安徽、湖南、湖北;广西、陕西、四川),利用各省1978—2010年三次产业就业数据,建立时间序列ARIMA模型,并预测2011—2014年各省三产就业人数,从未来就业变动数据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沿海产业转移尚未形成规模趋势,且西部产业承接比中部发展较快;(2)产业转移区域内部差异显著;(3)沿海三产发展滞后、中西部二产水平低等是阻滞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重要因素。

从劳动生产率分析河北省就业结构的变动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经济发展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1978年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83.06亿元,2006年增长到11660.43亿元,2006年比1978年增长了63.70倍,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4%。同时,河北省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78年的76.88%下降到了2006年的42.24%,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由1978年的13.88%上升至2006年的29.99%,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也明显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