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可达性量化方法及分布特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基于国外传统可达性测算方法,建立适用于中国城市交通特征的就业可达性量化方法。在对比分析常用的四种可达性测算模型的基础上,以南京市为实例,针对老城区分别构建了小汽车和公共汽车出行就业可达性模型,同时建立新城区就业可达性模型,以此分析南京市就业可达性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南京市主城区就业可达性随着出行距离增加而提高,且提高程度逐步降低;公共汽车出行就业可达性低于小汽车,在城市外围地区尤为明显;新城区就业可达性远低于老城区,职住失衡以及交通通道欠缺是主要原因。最后,通过借鉴国际城市发展经验,提出南京市不同片区就业可达性改善措施。

考虑出行费用的就业可达性分析

良好的就业可达性有助于创新职住对接机制,是建设可持续城市的关键问题。既有可达性研究对于出行成本的考虑多局限于出行距离或出行时间,未充分考虑出行费用并研究其对不同出行方式的影响。本文基于互联网地图和工商数据平台的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和实时路径规划数据,获取细粒度的就业和出行成本信息,采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算法,提出考虑出行费用的就业可达性度量方法,研究公共交通和小汽车两种出行方式的就业可达性并评估出行费用对就业可达性的影响。针对北京的案例研究表明:考虑出行费用后,小汽车平均出行成本由仅为公共交通54%变化至高于公共交通6%。就业可达性对出行费用敏感,仅考虑出行时间无法完全体现就业选择与出行成本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出行费用的影响体现在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可达性平均降低7.3%和4.8%;若不考虑出行费用,五环至六环地铁沿线街道的就业可达性会被低估。出行成本对可达性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阈值越高,影响越小。本文有助于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形成就业可达性引领的职住平衡调整策略。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对居民就业可达性的影响——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的制度转型和空间重构加剧了职住分离现象,降低了居民就业可达性,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是影响居民就业可达性的因素之一。基于经济普查、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0年和2014年两期土地利用数据,对武汉市中心城区街道尺度的居民就业可达性进行分析,定量描述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对居民就业可达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景观格局指数中景观尺度的边缘密度、香农多样性指数和斑块类型尺度的斑块面积、斑块占景观面积比例、回旋半径、聚合度均对就业可达性有显著影响;就业类斑块特征对居民就业可达性的影响比居住类斑块更大,居住区规划应考虑周边就业岗位数量;土地利用多样性、斑块分布紧实度的提升均有助于提高居民就业可达性。

轨道交通影响下的北京公交出行就业可达性

鉴于国内大都市微观单元公交出行就业可达性研究少,采用微观单元空间数据和网络分析法,测算地铁影响下北京公交出行就业可达性,探讨轨道交通对大都市就业可达性的影响特征。结果显示,首先,北京公交出行等时圈呈现网络状扩展,可达时间由中心向外围梯度增长,高密度公交线路对地铁网络等时圈具有"放大效应"。其次,四环以内可达性整体水平高,且北部地区地铁站点周边形成高可达性区域,五环以外区域整体可达性依然较低。第三,新增可达性区域呈现围绕地铁站点的同心圆格局,并且集中于四环以内。新建地铁网络对旧地铁线路可达性有"放大效应",尤其是枢纽站点。最后,通过公共交通组合出行模式和公共交通公众查询系统可提高外围区域可达性。

北京城市职住空间演变、通勤需求与就业可达性特征

为准确把握北京城市职住空间演变特征、理清轨道交通发展对就业可达性的影响,结合国际城市的发展路径,基于北京城市人口经济普查数据和交通调查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空间分析手段和潜力模型,对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特征和就业可达性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城市人口在中心城区聚集和向近郊区扩散发展的双动力态势正在形成,职住分离的程度继续加深,远距离通勤出行比例逐步提高;城市就业增长呈现出规模扩大与空间结构调整的双驱动模式,就业多中心格局已经确立,通勤交通流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就业中心对其相邻街道及居住组团具有明显的吸引力;轨道交通的网络化运行有效提升了城市整体的就业可达性,也促进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进程。

土地利用视角下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可达性研究——基于南京市主城区的实证

流动人口作为大城市中不可或缺的特殊群体,其职住及通勤状况一直以来都是学者研究的热点内容。然而作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城市规划角度解析流动人口的职住空间及其就业可达性与城市用地相互影响的研究仍然较为薄弱。以土地利用视角为切入点,以量化分析技术为主要手段,测度江苏省南京市主城区内流动人口的就业可达性水平,并通过分析"用地特征因子—就业可达性"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城市的用地特征对流动人口就业可达性的影响程度;通过加入流动人口的个体属性,分析"用地特征因子—个体属性"与"个体属性—就业可达性"之间的递进式关联,从个体角度进一步解析城市用地对流动人口就业可达性的影响机制。

洛杉矶地区贫困求职者的就业可达性——郊区化是否影响空间不匹配

凯恩的空间不匹配假设认为居住在内城的弱势群体有较低的就业可达性。但有关这一假设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因为多年以来实证研究不断得出与其相悖的结论。本文探讨了1990年、2000年和2007~2011年洛杉矶地区贫困人口是否面临空间不匹配以及郊区化如何改变贫困人口的就业可达性。作者认为,当内城贫困人口的就业可达性比郊区贫困人口低时,则存在空间不匹配。文中就业可达性考虑以私人汽车交通为联系的求职者与工作岗位之间的空间分布。评估结果揭示了复杂的状况:由于内城仍存在大量工作岗位,内城贫困者就业可达性比郊区贫困者更高,因此,内城贫困者并没有面临空间不匹配。但是,随着工作岗位郊区化进程的加快,内城贫困人口的可达性呈现下降趋势。郊区化拉近了贫困与非贫困人口之间的可达性差距。作者研究发现,由于贫困人口未面临空间不匹配,则一些广为提倡的空间政策并不会奏效,比如郊区安置人口计划、增加内城工作岗位计划、提供更多公交服务等。作者认为,提高私人汽车拥有率可以减小空间与非空间方面的障碍,但是这一政策缺少政治可行性。规划者应该在制定空间政策时考虑协同方案,例如减少劳动力市场与住房市场的歧视,提供教育培训帮助求职者增长职业技能,以及帮助贫困人口建立支持性的社交网络。

基于Ga2SFCA的贵州特色小城镇就业可达性评价——以肇兴镇为例

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Ga2SFCA),分别测度肇兴镇农业和旅游业的就业可达性,揭示肇兴镇就业可达性空间格局。研究结果显示:肇兴镇农业就业可达性总体呈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特征,旅游业就业可达性呈北低南高、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特征。肇兴镇就业可达性空间分布不均衡,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极化特征。肇兴镇就业可达性的高低受就业供给点的规模和地形因素的影响较大。根据就业可达性结果,从就业公平的角度提出3点优化对策,促进就业服务公平化。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能够较好揭示就业可达性的空间布局,判断出就业服务的短缺地区,未来该方法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使就业可达性结果能够最大程度反映实际情况。

基于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的沈阳市就业可达性评价

将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方法引入到就业可达性测度研究中,在证明方法有效性的同时,也对研究案例沈阳市中心城区的就业可达性空间格局、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调控策略。结果显示,沈阳市中心城区的就业可达性在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为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形成这一格局的机理有:1单中心的城市形态;2城市规划的功能性布局;3居住的郊区化;4旧城改造与政策性住房;5地理要素的空间阻隔。提出用足规划手段促进产业与人口均衡化布局、旧城改造与政策性住房的合理落位、完善城市交通,破除路径障碍与培育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等调控策略。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

基于问卷调查的非汇总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度了北京城市124个街道的就业可达性,并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标度指标,讨论了职住空间错位与居民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可达性高于郊区,高就业可达性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及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东北一隅。②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与住房状况等条件下,街道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业可达性平方与居民通勤时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③分收入组来看,中高收入组两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显著,表现为通勤时间与就业可达性为正向相关,与就业可达性平方为负向相关,说明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勤时间,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该结果与西方城市研究的研究结论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处于空间重构和转型期的独特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约,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消减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障碍。

大都市圈职住空间关系与就业可达性: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大都市圈职住空间不断分离,使得职住空间关系和就业可达性的话题越发受到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的关注。其中,交通基础设施作为连接居住和就业功能的重要纽带,被认为是在既有职住空间格局基础上提升就业可达性的重要手段。本文探讨城市职住空间格局的形成及变化规律,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对改善就业可达性的影响。国际案例研究表明,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更加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就业选择和生活成本,增加其投入能明显提升就业率。相对于北美传统的职住空间分离模型,中国城市职住空间关系因快速居住郊区化、新城与开发区建设等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郊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薄弱可能将弱势群体置于更不利的境地。因此,在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下,交通基础设施对于改善职住失衡局面的作用有所差异。恰当的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可以在既有城市职住格局的基础上提升就业可达性,平衡和优化职住空间关系,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生活状态,从而产生更加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北京公交就业可达性及其地区和人群差异

运用经济普查、人口普查数据和基于百度地图的公交出行时间数据,分析北京都市区基于公共交通的就业可达性及其在城市不同人群和地区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北京都市区的居民可在60分钟内通过公共交通到达18.3%的都市区工作岗位,这比美国100个最大的都市区的平均就业可达性水平要高,接近于美国纽约都市区的就业可达性水平。同时,由于就业郊区化程度有限和以中心—放射式布局的公交网络,北京都市区内的公交就业可达性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中心城区的就业可达性远远高于郊区。此外,人口居住的郊区化程度远远高于就业的郊区化程度,导致北京都市区宏观层面的职住不平衡。随着人口居住郊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交通如何服务居住日益分散的人口,提高就业可达性,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研究还发现,由于城市中心区的大部分就业为高技术的就业岗位,因此高受教育程度人口能更多地享受目前公共交通系统的便利,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和外来人口公交就业可达性较低。为解决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就业可达性的不平等问题,需要更多的规划与政策干预。

居民就业可达性的空间分布及对收入的影响——基于上海都市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第二次经济普查和问卷调查数据,定量描述和分析了上海都市区内部以街道为空间尺度的就业可达性及其空间格局,探讨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居住区位就业可达性的关系。结论表明:上海市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呈现相对均衡的多中心分布格局,与北京就业可达性单中心的分布格局有明显的不同。同时,在控制个人经济社会属性和地区属性的条件下,上海的居民就业可达性对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地理区位较差的住房有损于居民收入,可能是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通过提高地区的居民就业可达性,有助于改善就业机会,促进居民个人收入的增加。

中国人口迁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人口迁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了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布等在内的迁移人群的社会经济特征,继而从迁移原因、迁移人口的城乡分布、迁移时间、迁移类型与属性的交叉分析等方面探讨了人口迁移的类型学特征。引入就业可达性概念,分析了人口迁移率的空间格局、就业可达性与人口迁移率的空间匹配关系以及人口迁移流的空间格局,发现通过就业可达性格局可以很好地解释人口迁移率的分布。最后,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技术研究了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迁入地城镇居民收入与迁移率呈正相关关系,而迁出地城镇收入、迁入地的科技文化水平、迁移距离和迁入地农村收入则与迁移率呈负相关关系。

职住空间错位对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影响研究

城市职住空间错位的研究通常以测度就业可达性为基础,但传统测度方法在应用到国内城市时具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就业可达性测度方法,通过引入就业机会权重系数,量化了城市就业机会分布不均的特征,并以此为指标分析了职住空间错位对于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南京市主城区就业可达性差异性明显,呈现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递减的趋势,且递减程度愈发明显.同时就业可达性对于低收入者的通勤时间影响显著,可达性的提高有利于降低通勤时间,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在出行方式选择上的局限性,可达性的提高无法拓展他们的就业范围,必须从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的角度来消减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

西安市地铁建设对低碳通勤出行的影响研究

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市地铁可达性的提高是否会减少家庭将私家车为主要通勤方式以及降低通勤碳排放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通过对西安市452份家庭调查问卷数据,结合Heckman两步估计模型分析发现,居住地周边地铁可达性提高有利于降低家庭私家车拥有率,但对降低通勤碳排放结果不显著,提高就业可达性及降低私家车使用成本则有利于降低通勤碳排放。在地铁网络正向外部性下,西安市地铁还远没有达到最优规模,因此地方政府仍需要进一步投入更多资源来加以完善。

乌鲁木齐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对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研究

中国西部城市在大规模、快速度和高投资的交通基础设施推进的同时,审视其建设的社会经济效益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对于城市低收入群体来说,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是否能对提升就业水平、提升整体生活品质产生积极作用,值得规划者和决策者关注。论文基于乌鲁木齐2014年居民交通出行调查数据,采用带有交叉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t回归方法,考察快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 BRT)对于提升低收入群体就业可达性和通勤满意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在就业可达性方面,低收入、男性和拥有住房产权者的通勤时间更长,距离BRT车站越近则通勤时间更短,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时间更长;在通勤满意度方面,低收入群体的通勤满意度水平更低,距离BRT车站近、选择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满意度水平更高。分析也表明,通勤时间短,通勤满意度水平不一定就高。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升就业可达性和满意度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但个体经济社会属性的差异影响也不可忽视。研究乌鲁木齐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对就业可达性和满意度的影响,有助于帮助西部城市制定提升低收入群体整体就业水平的公共政策,尤其对于促进地方就业稳定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城市空间错配问题研究进展

空间错配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出现的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民工集聚、职住分离、房地产市场歧视等城市空间问题愈发凸显,空间错配理论为政府应对这些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文章从空间错配理论的发展历程、空间错配的产生机制、空间错配的经验分析和治理空间错配的政策措施四个方面对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代表学者的观点,以厘清空间错配问题的研究脉络和最新动态。文章最后指出了空间错配理论对中国大城市问题治理的启发意义。

大城市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

随着城市的扩张,人们的就业—居住空间跨度不断扩大。通勤方式的多样化和通勤效率的提高会对就业者的职住状况产生影响。以通勤时间作为通勤成本能从就业者的角度辨析个体的职住失衡状况。本文基于贝叶斯-tobit的统计分析方法,结合北京市7个街道和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慢行交通、机动车、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4种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同时,引入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不同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之间原有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慢行交通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负相关性;②机动车、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正相关性;③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弱化慢行交通、轨道交通、地面公交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的原有关系,即在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条件下,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低,而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高;④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的差异对机动车通勤与职住失衡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上述结果表明: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能够缓解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程度;但对于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者来说,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加剧其职住失衡的程度。此外,机动车通勤者不易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出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