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女性体面劳动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非正规就业女性这一弱势群体规模在不断扩大,保证她们共享体面劳动权利对社会和谐发展、妇女解放等具有重要价值。目前,非正规就业女性体面劳动权利尚存在诸多缺失,需要整合各方面力量,系统推进,以逐步提高她们共享体面劳动权利的实现程度。

社会转型时期美国就业女性的困境、原因及影响分析(1870—1920)

1870至1920年,美国社会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型,并由此形成了一股女性就业的高潮。但是,就业女性职业生涯的短暂性,缺乏工会组织的相应保护,岗位竞争异常激烈以及美国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等因素,导致就业女性在工作中遭遇到职业选择受限、劳动报酬不公、劳动时间过长和工作环境恶劣等诸多困境,并对当时的美国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美国就业女性现状及其构成的特点探析

在美国,城市里的男女人数平均比例为93:100,农村地区为109:100。从总人数来看,女性要比男性略为多些。美国女性的平均寿命也比男性长,1988年女性的平均寿命已达78.3岁,而男性只有71.1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美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参加社会生产的美国女性越来越多,就业女性在美国就业总人数中的比例不断上升(1974年仅为32％,1989年已逾45％)。今天,女性就业大军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在各个不同领域施展着自己的才干,同男人一起为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作着贡献。

社会排斥与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权利

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日益成为孤立群体的过程。目前,由于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非正规就业女性的排斥,造成了她们社会权利的缺失。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认为社会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非正规就业女性应该享受到相应的社会权利。所以,必须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就业歧视和追求社会发展等政策措施来保障非正规就业女性的社会权利。

生育新政下女性就业保障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女性就业保障政策是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和保障女性合法就业权益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通过探究生育新政下女性就业保障政策及其执行现状,构建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政策环境四个层面分析的理论框架,提出女性就业保障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有:政策体系尚未完善削弱其执行效果、多元治理机制阻滞且机构执行能力较弱、目标群体的自利性和认知欠缺引起执行偏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因素支持力度不足,并对此提出相关路径建议。

外资进入与女性就业——基于就业率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双重视角

在中国性别就业差异逐渐扩大的背景下,探讨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为提高女性就业比例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提供新的动力,对实现中国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共享对外开放成果至关重要。基于1998~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从就业率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双重视角出发,实证分析外资进入对中国女性就业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能够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以独资方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来自欧美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更有助于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同时,外资进入对女性就业的积极作用在私营内资企业、高性别平等化地区、东部地区以及第三产业中影响更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增加市场竞争程度和促进技术进步是外资进入能够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渠道。从调节效应上看,过快的外资进入速度减缓了外资进入对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积极影响。因此,应通过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合理把控外资进入速度等措施,充分发挥外资进入对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为促进女性共享对外开放成果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发展对女性就业影响的研究

人工智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但其潜在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抽象和不确定的。一方面,人工智能非帕累托式技术进步对包括女性在内的就业市场产生显著、多维度冲击,人工智能系统对性别偏见的“再生产”将提高女性就业门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抑制“贪婪”工作的负外部性,增加灵活性供给,降低女性选择成本,人工智能发展引致的“情感经济”倾向于强化女性在情感、社交技能方面的禀赋优势,提升其在就业市场中的地位。在与人工智能的“竞赛”中,应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岗位和劳动任务调整、促进高质量女性就业,塑造适应新技术发展、面向人工智能未来的女性教育和培训体系,优化生育政策激励、完善社会化服务,探索高质量人工智能治理、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

性别平等意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近代报纸库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近代报纸库数据,借助文本分析方法构造各地区的性别平等意识指标,探讨性别平等意识对女性就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结果表明,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显著降低了20世纪30年代女性就业的数量和占比,并减少了假日天数。利用明清时期贞节牌坊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稳健。而在长期影响方面,性别平等意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发生了逆转,从2000年之前的负效应变成之后的正影响。劳动者谈判能力的提升是长短期影响出现逆转的关键。

丈夫育儿参与促进了女性就业吗?——基于CFPS 202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生育政策放开,我国女性面临更为激烈的育儿和就业冲突,影响了女性高质量充分就业。挖掘家庭内部照料资源,从理论视角分析丈夫育儿与女性就业的影响关系及作用机制,使用Probit模型、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发现,丈夫育儿参与能够显著促进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其结果通过稳健检验。在机制分析中,研究发现丈夫育儿参与通过减少女性的家务和照料时间从而促进女性就业,而女性及丈夫的性别不平等观念均会削弱男性育儿参与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此外,生育政策的放开也使得多子女家庭进一步增加,进一步探讨了二孩家庭中丈夫育儿参与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发现,相较于一孩家庭,丈夫育儿对二孩女性就业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对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婴幼儿照料体系不健全背景下,提高生育率、缓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具有现实意义,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参考。

数字经济提升女性就业质量了吗?——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催生出新业态、新就业模式,为提升女性就业质量带来新机遇。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结合加权思想构建核心变量综合指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机理、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女性就业质量,且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显著;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对女性就业质量产生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检验发现,本地数字经济发展对邻地就业市场产生负的空间溢出效应,抑制了邻地女性就业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质量提升的作用越显著。

基于CiteSpace的我国女性就业研究可视化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在2014-2023年期间发表的有关女性就业内容的期刊为数据样本,通过检索筛选共保留826篇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对这826篇文章进行热点研究主题、关键词共现、文献年份发布及时区分布等分析,从而获得有关女性就业领域的热点研究主题和发展趋势结构变化。结果表明,我国一直都有对于女性就业领域的研究,2017年研究成果出现高峰,其余年份呈现较平稳态势;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已婚或育龄女性、流动职工女性、农村女性;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女性就业性别歧视、生育政策、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等几个方面。

陪读会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吗?——来自中国农村母亲的证据

教育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在乡村实施“撤点并校”改革之后,送子女进城接受教育,即教育城镇化已逐渐成为农村家庭的重要选择。然而,这种教育投资往往以牺牲陪读母亲的职业发展为代价。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母亲陪读现象较为普遍,并且随着城镇等级的提升呈现增强的趋势;(2)教育城镇化伴生的陪读行为,显著抑制了陪读母亲非农就业的概率,对其非农就业影响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陪读对母亲非农就业的作用效应受到教育程度、年龄阶段和所处地理区位的影响;(4)长期来看,农村母亲的陪读经历促进了其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其参与非农就业。总体而言,由于农村学生就读学校所在地的就业机会有限且家庭照料负担沉重,短期内陪读母亲就近务工及全家进城安居的可能性较低。本文有助于增进对中国教育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教育进城、家庭未进城”现象及其关联问题的理解。

女性就业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

女性就业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参与就业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通过对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的数据进行多分类Logistic回归研究发现,女性参与就业对其家庭进入中等收入层次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同时,研究还发现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环境特征对于家庭进入不同收入群体的概率具有重要影响。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女性充分就业,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现有生育政策下保障女性就业的措施及建议

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在出生率日渐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人口结构调整变得迫在眉睫。基于此,政府部门希望通过调整生育政策的方式,引导适龄人群在允许范围内多生育子女。对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而言,生育行为与职业发展的矛盾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女性的正常就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结合相关理论基础,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对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提出了现有生育政策下保障女性就业的措施和建议。

长期护理保险对女性就业极化的影响——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采用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长期护理保险对女性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中等技能女性劳动力相比,长期护理保险显著提高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女性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水平,提升幅度分别为14.15和7.37个百分点,从而促进了女性劳动力市场双向就业极化。这种极化现象在就业人数和工作时间层面同样存在,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传统文化观念淡薄的城市更加明显。鉴于此,应在推广长期护理保险的进程中,增强女性护理行业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切实提高其产业变化适应能力,同时探索发展更适应传统文化观念和失能家庭需要的养老照护模式。

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和工作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的实证分析

男女对性别角色的认知会显著影响女性的工作意愿和职业成就动机,从而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本文利用2020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项目数据,通过“男女分工”观念、“女人婚姻”观念和“男人家务”观念三个性别角色观念来分析其对女性就业和工作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三种性别角色观念中,男女分工观念、女人婚姻观念对女性群体的非农就业率、受雇于他人(固定雇主)、是否签订合同存在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而男人家务观念对女性群体的就业影响则不明确。同时男女分工观念和女人的婚姻观念还会对女性的工作收入产生负面的影响,越认同“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则可能导致女性工作收入水平下降。男女分工观念和女人婚姻观念对城乡女性的工作总收入都会产生影响,但是相对来说对城镇户籍女性产生的影响要比对农村户籍女性的影响大。除了非农就业中城乡女性受到的性别角色观念影响相近,是否受雇于他人(固定雇主)、是否签订合同、是否全职工作三种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都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

女性生育与教育水平对女性就业影响程度的跨国研究

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且陆续颁布施行的“二孩政策”甚至“三孩政策”均未达到预期效果。为了切实提振女性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进而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文章以76个国家在女性生育、教育及就业等各方面的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识别与厘清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中的不同受教育年限条件下的女性生育对其就业的影响。实证发现:女性生育会显著降低女性就业水平,但在加入女性受教育程度要素后,女性教育与生育的交互作用将有助于促进女性就业增长。同时发现,教育与生育的交互作用因不同学历水平以及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具体影响程度具有一定差异性。由此,文章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提出促进我国女性生育及就业共同发展的策略建议: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公平的教育体系;关注弱势群体,大力推动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加强职场关怀,建立完善女性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完善配套政策,构建能促进生育的社会环境等。

中国生育政策下女性就业困境与对策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首先,通过概述生育政策和女性就业现状,分析了生育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其次,重点分析了生育政策下女性就业的困境,包括职业发展受限、工作稳定性下降、薪酬差距加大和家庭责任重担等方面。最后,提出了政府、企业、社会以及个人等多方面的对策建议,包括政府政策调整、企业实践措施、社会支持系统构建、教育培训加强以及公众意识提升等。通过本研究的探讨,旨在为解决生育政策下女性就业困境提供参考和启示,促进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背景下推动女性就业创业发展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明确成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奋斗目标,改善妇女经济社会地位,更是达成这一奋斗目标、承接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而推动女性就业创业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刻不容缓的任务。然而,在社会现实中,女性在就业创业过程中会受到许多方面的阻碍与制约。本文在现状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目前在共同富裕推进的过程中,女性就业创业方面面临的一些问题,并给出实践指向,为实现女性就业创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女性高质量就业创业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我国迈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以及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优化,女性在薪酬公平、福利获得和职业路径发展等问题上面临更大的压力.文章将从性别歧视、职业选择、家庭压力等方面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女性就业创业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