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将会“抢走”谁的工作?——异质劳动者的就业替代风险

人工智能及控制设备在生产中的应用,对劳动者就业具有替代效应。当前国内研究大多以职业的人工智能替代风险作为测算对象,较少直接关注异质劳动者的人工智能就业替代风险。本文基于工作任务方法,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选取劳动者个人特征、工作任务和从事职业特征三方面输入变量,运用机器学习模型测算每一劳动者个体的替代概率。依据个人特征将劳动者划分为12个异质性群体,对比分析异质劳动者群体的就业替代风险。结果表明:(1)我国处于低、中、高替代风险等级的劳动者份额依次为52.9%、24.2%和22.8%;(2)“使用互联网”工作任务、所从事职业的“学历要求”和“培训要求”三个变量对劳动者的替代风险影响较大;(3)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群体的平均替代概率较高,其中处于23~35岁劳动者的替代概率最低;(4)职业流动是化解劳动力市场总体替代风险的有效途径,但其效用对劳动者个体是非对称的;(5)部分高风险劳动者的替代风险倾向于固化,需警惕其替代风险转化为失业风险。

就业创造还是就业替代——OFDI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是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新途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随着时间和地区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存在着区域非均衡性,使得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中部地区两种效应大体相当,二者相抵后表现出不确定效应。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对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作用。因此,政府在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时,应该更为注重区域的分类和细化,引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均衡发展,以改善区域就业结构。

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探究

数字经济深刻影响着就业市场的变革,使得就业载体、就业形态、就业技能要求发生重大变化,既存在巨大的就业创造效应,又面临显著的就业替代效应,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产生着结构性的影响。从就业创造效应来看,数字经济提供新型就业岗位对稳就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数字经济蕴含的扩就业总量的巨大潜力仍未充分激活,在劳动制度、权益保障等方面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从就业替代效应来看,数字经济对优化就业结构的成效明显,但需要警惕就业替代效应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冲击等风险苗头。数字经济是未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基石,要破除就业壁垒、加强风险应对,积极优化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的政策设计。

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就业替代差异分析——以湖北省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为例

对湖北省不同规模城市进行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就业替代实证分析发现,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替代的范围和水平有明显的扩展。外来劳动力在金融保险业已经占据主导位置,在采掘业、制造业等行业外来劳动力对城镇劳动力就业具有较高的替代水平。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随城市规模的增加,替代水平迅速增加。

非正规部门中农民工就业替代效应分析

作为"底层精英",农民工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进而对该部门中的城市弱势就业群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就业替代。然而,这种就业替代并不强烈。两类群体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直接竞争性,但更多的是岗位互补。就此而言,在政策制定上,排斥农民工是不明智的。放开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城乡融合,则能够实现社会总体福利的改善。

中国就业替代需求方法与测算结果

就业替代需求是就业者由于永久性离开所从事的行业而使该行业产生岗位空缺,需要被新进入者替代填补而产生的就业需求。永久性退出行业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转行、退休、死亡、赋闲在家等。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早在1984年就开展了就业替代需求的研究和测算,科学地指导了就业市场的发展。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展相关研究和统计,鉴于该指标的实际意义,本文针对中国就业数据的特点,对中国就业替代需求的统计方法进行研究,并给出测算结果和初步分析。

农民工对市民就业替代效应研究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的农民总量越来越多,他们进入的行业越来越宽,在为城市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对城市市民就业产生了一定的替代效应。正是因为这种替代效应的存在,地方政府才有保护本地居民就业的一些政策性措施,市民也增强了对农民工的排斥。但是,农民工从在低端劳动力市场能替代市民,逐步向在高端劳动力市场能替代市民发展,甚至最终成为市民,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但政府的政策不应因这些短时间、次要的问题而停滞,而应为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努力。

经济全球化、就业替代与中部地区的“边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扩展,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以劳动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发展迅速,这些地区正在以一种反梯度模式进行着其特殊的"再工业化"过程,并形成对内地国有部门和传统工业地区的刚性就业替代。人口外迁、就业萎缩、经济地位下降,中部地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正在显现被"边缘化"的趋势。

劳动力流动与中东部就业替代研究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重点研究了中国东中西三地劳动力流动的状况,并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内在原因。在区域就业分布上,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存在这明显的替代关系,东部地区的再工业化过程是中部地区就业萎缩的直接原因。对外开放因素、规模经济因素和地区因素对劳动力的区域转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出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额越大、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劳动力流入越多,反之劳动力流出越多。

主体错位、就业替代与疤痕效应:欧洲青年就业激活政策的三重困境

青年就业激活政策作为欧洲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政策执行模式的整合与分散、政策效应的内部分化以及私营化改革。但在政策演进的过程中,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青年就业培训领域的政策移植使服务供给主体出现错位,公共部门就业替代指数居高不下,同时严苛的制裁体系让青年就业者面临沉重的制度压力。这一方面源于对市场神话的盲目遵从,另一方面是激活政策本身的理论预设存在偏差。对于中国而言,欧洲青年就业激活政策的一系列问题启示我国要厘清青年就业政策的整体定位,完成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关系调适,并推动就业岗位质量的提升与青年就业者的社会融入。

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挤入效应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提出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产生挤入效应的两条途径,并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延迟退休对青年人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延迟退休不仅不会挤出青年人就业,反而会对其产生挤入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男性青年人,延迟退休对女性青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偏弱;高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高学历青年人就业,低学历老年人延迟退休能够促进低学历青年人就业。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延迟退休通过降低实际老年抚养比促进青年人就业。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延迟退休与青年人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政府为增加劳动力供给提出的延迟退休政策,建议推进渐进式、弹性式延迟退休政策。在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政府应适时调整其他相关政策。在三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阶段,政府应重视年轻家庭对祖辈隔代照料的需求。此外,政府应鼓励老年劳动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

本科护生实习期间就业压力与焦虑的相关性研究

就业压力是指个体面临求职或择业时受内部或外界相关压力源影响而引起的身心应激过程^([1]),是实习护生的压力源之一^([2])。近年来,护士就业形势愈显严峻,加之逐年增长的大学毕业生数量,给其带来的就业压力渐增^([3])。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会使护生产生焦虑,导致身心障碍^([4])。

新时代大学生高质量就业问题及对策

人才是第一资源,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基于我国社会的就业背景下,对高校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进行理论分析,提出高校对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现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理论与实践知识脱节,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单一;就业指导时间集中,指导内容简单;相关指导人员缺乏专业的培训。文章分析新时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并对高校毕业生如何进行高质量就业提出建议,帮助高校毕业生解决在求职、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数字化时代高校就业指导服务模式的新路径探索

随着云计算和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工作理念也在不断创新,面对与日俱增的大学毕业生数量,高校亟需探索利用新媒体和数字化技术开展新型就业指导模式,以提供更加便捷的就业指导服务。基于此,通过调查问卷和走访相关单位的方式,总结当前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数字化对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开展的主要优势,深入探讨数字化就业指导平台数据分析的主要内容,从加强就业课程体系建设、明确就业指导服务目标、扩充就业指导师资队伍,以及推进就业服务客户端建设和数字化就业指导平台的优化设计几个方面,提出改进数字化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的新措施,着重提出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来掌控就业市场的趋势和需求,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的就业建议;同时,探索利用数字化平台加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促进信息交流、招聘活动的新路径。从而得出以下启示:高校的就业指导部门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应用平台建设,大力提升就业指导服务的质量和效果,更好地帮助学生成功就业,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创新型人才。

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灵活就业和新兴行业领域已成为新时期吸纳青年群体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与此同时,新兴领域青年群体的就业形式、就业质量也面临一些挑战,对就业服务和劳动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结合一项面向北京市新兴青年群体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客观和主观双重维度出发,构建新兴青年就业质量测算评价指标体系,并就该群体就业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兴青年的整体就业质量状况一般且内部呈现明显分化,独立文艺青年、网络文化青年状况更优,而网约车司机、配送员等平台经济青年状况明显较差。以教育、工作经验(年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新兴青年就业质量的客观维度(尤其是收入)有正向影响,但对于主观维度则无显著影响或具有负向影响。今后应采取更加精准的措施推动新兴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效回应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发展权益,不断提升他们的就业获得感和受益感。

“机器代人”还是“创新聚人”?——数字金融发展对传统金融业就业的影响

不断发展的数字金融深刻改变着我国现有的金融格局,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数字金融“机器代人”效应,将会缩减传统金融业的就业规模;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创新聚人”效应却会对传统金融业就业规模起到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本文通过城市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业就业规模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金融业总体的就业影响更多是“机器代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金融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失业的风险,应该理性看待数字金融带来的金融智能化发展模式,并积极适应金融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逻辑、挑战与对策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实现的有效手段。立足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有必要对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概念及其高质量充分就业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清晰界定。对标新的就业目标,当前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仍面临政策供给有待强化、社会文化氛围尚未形成、协同机制尚未建立、关键主体参与度不够和劳动者参与意愿相对不足等挑战。为此,需要强化顶层设计,促进政策法规建设;重视模范引领,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促进协同治理,形成多主体聚力优势;重视能力补缺,强化关键节点作用发挥;创新激励方式,提升劳动者参与意愿。

冬奥会促进就业:国际镜鉴与中国方略

承办冬奥会是张家口市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如何借助冬奥会综合效益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亟需破题。基于此,文章聚焦冬奥会促进举办城市就业这一议题,在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利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及对比研究法,研究了冬奥会促进举办城市就业的特殊价值与历史经验,并以此为关照,在测算2022年冬奥会对张家口市直接就业带动贡献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后冬奥时代张家口市就业促进的优化策略。

“数字鸿沟”对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研究

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实现“银发红利”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鸿沟”严重影响老年人平等享受数字红利的权利,阻碍了城市低龄老年人在退休后选择再就业。聚焦于“数字鸿沟”,选取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鸿沟”和其他特征变量对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选择的影响,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未来“数字鸿沟”对其再就业行为的影响程度变化。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会抑制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且数字技术使用程度加深会增加其再就业的概率。在未来更多的城市低龄老年人会选择再就业,且“数字鸿沟”对其再就业行为的影响将加深。研究结论为填平老年人“数字鸿沟”,释放老龄人口二次红利,实践积极老龄化战略提供了新思路。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就业政策和技能策略——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解决之道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时期,呈现数字化、绿色化、高效化、复合化的突出特征,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推动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趋于高度复合化。这一时期,做好新技能需求的深度开发,对于促进青年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为深度开发技能人力资源,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可以采取的对策包括:适应新型经济业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引导人力资源深度开发;基于人口新常态,适时调整就业和技能开发政策,稳定青年就业大局;应对经济发展变化,健全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促进青年就业创业;强化职业开发,拓展新发展新赛道,提高人力资源专业化管理水平;对接产业人才需求,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改进职业教育供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