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就业波动:机制分析与效应识别

企业是就业创造、就业促进和就业稳定的关键载体。利用2010—2022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就业波动的影响及内在机理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影响就业波动,两者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效应;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创造效应加剧了就业波动,通过抗风险效应抑制就业波动,且前一效应起到主导作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升级,对高管团队年龄差异小的民营企业起到“就业稳定器”作用,并推动了就业结构的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呈现供应链溢出效应,上游企业的数字金融发展对中游企业就业波动的溢出效应比对下游企业的溢出效应更显著。基于此,建议加快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增强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优化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的数字金融服务环境,以及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动。

人工智能与就业波动——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当前,全球经济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发展也承受着巨大压力,稳就业成为一项重大的任务。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产生和应用给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势必会影响到就业的稳定性。因此,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产生和应用对于我国的就业波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波动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和IFR的机器人数据实证检验了这种影响,并且进一步研究了其在人工智能渗透度、行业以及地区间的异质性。结果显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整体上加剧了企业的就业波动,并且这种影响在人工智能渗透度较高的企业、高技术行业领域更为显著。根据此结论,从劳动者、企业以及政府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经济周期中就业波动研究新进展

本文通过梳理国外最新研究文献,我们发现:(1)经济周期中就业波动存在滞后与回滞现象。(2)经济周期中的就业波动形态在不同部门间存在巨大差异。(3)经济周期的不同冲击源对就业波动有着迥异的影响。

中国就业波动的福利效应分析

文章从随机冲击对消费影响角度,把经济波动福利效应分成风险效应、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通过构建单要素生产模型分别说明了就业波动具有风险效应和水平效应。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波动表明,就业波动福利影响主要是风险效应。

服务业就业对我国总就业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宏观经济和总就业增长波动出现波动幅度变小的趋势。通过利用1978-200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时间序列资料,采用HP滤波法分析了服务业就业对总就业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就业波动性大于国民经济总就业波动性,服务业就业的相对波动性是国民经济总就业的1.6190倍。即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不仅不利于中国就业稳定,相反会加剧总就业波动。中国服务业波动幅度之所以比较大,应该看做是在中国社会和经济深刻变革中的一种不稳定状态。当前仍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使其进一步发挥"稳定器"作用。

高速铁路、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就业波动--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

基于1999-2013年的制造业微观数据估计了中国271个城市的就业变动指标,进而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高速铁路对于城市就业波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高速铁路虽然能够有效促进劳动力跨城市的流动,但显著降低了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即存在着“双抑制”现象,并且在两者的耦合作用下对就业净增长率造成负向冲击。在区分地区异质性和城市异质性后,发现高铁对就业波动的“双抑制”现象更易发生在非东部、非一线城市,但在一线城市中表现出“创造性破坏”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文章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便沿线城市更好地分享高速铁路带来的红利。

就业波动抑制了企业创新产出吗?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层面面板数据,采用面板Probit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分析企业物质资本专用性和劳动力就业波动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企业资产专用性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数,这表明企业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则越不利于企业获得创新产出;企业就业波动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负数,这表明劳动力就业波动越大、员工流动性越大,则越不利于企业获得创新产出。当企业员工的稳定性越高,则更大程度地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绩效,并且资产专用性越大则强化了企业就业稳定性对创新产出绩效的正向效果。因此,宏观经济处于结构调整、增速放缓的阶段时企业可以通过适当减少裁员比例、增强员工对企业归属感以及稳定就业岗位等方式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和效率提升。

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与就业波动

本文测算了各地区行业层面的产能过剩指数和就业增长率,分析了产能过剩与就业波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产能过剩对我国整体就业增长率的抑制作用显著;分地区来看,产能过剩对东部地区就业增长率的抑制作用是全国水平的2倍以上,而产能过剩对就业增长率的负向影响在中西部地区不明显;分企业所有制来看,产能过剩对就业增长的排斥作用只在民营企业中显著;分行业性质来看,由制造业产能过剩引起的就业排斥现象,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表现得不明显;剔除去产能因素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产能过剩的就业波动效应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化程度对制造业产能过剩引起的就业波动起正向调节作用,而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产能过剩引起的就业波动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为我国优化稳就业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生产国际化与中国就业波动：基于贸易自由化和外包视角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中国（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和就业数据，测算了1995～2009年中国总就业和分技能就业情况，并利用结构分解法着重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和外包这两个国际化因素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5—2009年中国总就业和分技能就业均有较大增长，其中最终产出扩大，特别是出口扩张是就业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劳动投入系数降低是抑制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外包总体上不利于中国就业增加。分产品类别来看，对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生产部门，其生产国际化效应主要来自出口份额扩张。而对于中等技术含量产品生产部门，其生产国际化效应主要来自外包扩张。分劳动群体来看，低技能劳动者受生产国际化的冲击最大，中等技能劳动者受到正的较小冲击，高技能劳动者受到的冲击可以忽略。

中国工业品贸易结构变化与国内就业波动——基于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研究视角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比较优势变化，工业品贸易结构不断变化，并通过上下游产业链接对国内就业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利用投入产出法和LMDI因素分解法，研究了2001～2008年工业品贸易结构变化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研究期内偏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结构和偏向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进口贸易结构对就业有利；区分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出口结构变化带动了国内就业，而加工贸易出口结构变化减少了国内就业。此外，还发现出口规模扩张对就业有利，劳动投入系数下降对就业不利。

农民工就业波动现象分析——以江西为例

受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不断增长和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近五年是中国农民工就业波动比较特别的几年,一方面就业总人数依然增长,另一方面出现了就业地域结构、行业结构和供求关系的调整。"招工难"和"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农民工劳动报酬与福利待遇提升不够、人格尊严未得到充分尊重和就业成本越来越高等几个方面。当前,要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应得福利和工资收入,以化解进城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的矛盾;把技术培训和基础教育结合起来帮助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工就业岗位和产业、企业需求结构进一步耦合;把第三产业作为扩大农民工就业的主要产业方向。

物化技术进步使就业增长呈波动式上升的机理与实证分析

物化于设备的技术进步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变量,物化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双面影响,它使就业增长率呈波浪式上升。我国物化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也基本符合机理分析所得结论。

需求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本文运用分层式结构分解法测算了1995—2014年国内外需求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的影响。研究显示:国内需求变化是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外需求变化在2001—2007年间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增长,拉动的就业增长是国内需求的2/5,但2007年后其重要性不断下降。进一步分解显示:国内需求中,需求水平是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需求结构影响较小且呈负向拉动作用;国外需求中,需求水平和需求结构共同影响国内就业增长。

企业出口行为的就业波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

就业的稳定是中国经济与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约束条件之一。文章将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得到2000～2007年的企业样本,试图从企业这一微观角度探讨中国出口对就业波动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发现,相比纯内销企业,有出口行为的企业面临更高的就业波动率。企业出口强度对就业波动的作用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影响。基于产品要素类型、贸易方式及所有制类型的分样本检验发现出口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就业波动存在非均衡性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发现企业出口产品及市场的多元化经营能够显著降低出口行为对该企业就业波动的影响。

政府补贴对企业就业波动的影响研究

企业就业波动反映企业就业增长的稳定性。面对外部冲击如何"减震"保障就业稳定成为政府就业工作的重点,而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就业规模的稳定增长仍然有待深入探究。文章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就业波动的影响以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就业波动存在显著负向作用,政府补贴强度增加有利于降低企业就业波动。政府补贴强度与企业就业波动之间存在"U"形的非线性关系,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当政府补贴强度低于门槛值0.0368时,具有抑制波动作用;而高于门槛值0.0368时,具有增加波动的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其抑制波动的作用渠道是通过缓解短期的资金压力和强化企业储备员工的能力以应对冲击,但技术进步和技术种类多样化的作用渠道效果不太明显。增大波动的作用渠道是因为新产品创新带来产品业务线和就业岗位调整导致了企业就业波动更大。

贸易开放、异质性企业与就业波动

本文将贸易开放与企业就业波动联系起来,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参与全球化程度不同的企业在贸易前后表现出的就业波动,并尝试探讨了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就业波动的来源。研究表明:贸易企业的就业波动明显高于非贸易企业,贸易开放带来了一定的就业风险,仅进口企业的就业波动明显高于同时进出口企业,仅出口企业就业波动介于两者之间;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前会积极调整要素投入为进出口做准备,贸易前表现出明显的就业波动;金融危机等不确定性冲击会改变企业的长期决策,企业后期生产经营中的劳动力调整变得更加谨慎;企业的就业波动还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联动性、企业规模与所有权性质等因素密切相关。

资本账户开放与就业波动——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搜集整理157个国家及地区1970～2015年的面板数据,以Kaopen指数表征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对就业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与就业波动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适度的资本账户开放更有利于减小就业波动、稳定就业增长,且不随国家收入水平的变化而改变。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水平相对较低,处在正U型左侧,从宏观经济的就业目标出发,应稳健、有序、适度地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

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京津冀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研究

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 从异质性视角实证分析京津冀1990～2012年产业升级对第三产业就业波动的影响。 从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技术变化两方面衡量产业升级， 不仅关注产业结构变化， 更关注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就业挤出” 效应和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形成的 “就业促进” 效应， 有助于政府解决产业升级和就业促进两大难题。 研究发现产业升级与就业波动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技术进步能提升就业规模， 但产业技术进步速度和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抑制就业增长速度； 京津冀分组研究表明， 三地产业升级对就业波动的影响差异性大。

中国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估算

劳动需求弹性反映企业劳动力需求对工资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可以衡量劳动市场的波动程度和就业市场的稳定性。本文首次利用大型微观工业企业层面数据估计中国的劳动需求弹性,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丰富了国际上劳动需求弹性领域的实证文献。基本结论包括：我国工业企业劳动需求弹性在文献给出的（-0.75,-0.15）这一合理取值范围内;1998-2009年我国劳动市场整体波动程度有所减缓,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国本土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外向型企业相较本土企业由于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的作用,其劳动需求波动的趋势更为明显。因此,在外向型企业就业的劳动者更容易遭受波动风险。

区域经济周期研究述评及其展望

学界对国家与国家间的区域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现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但对一国国内区域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对一国国内区域经济周期的研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它既不同于国际经济周期又不同于国家经济周期。本文将主要综述区域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文献,希望对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周期波动有所借鉴。研究区域经济波动的文献基本上运用两种研究方法:一是研究区域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二是研究各个区域经济对国家经济周期的不同反应。前者主要论述了地区与国家以及地区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后者主要论述了各区域就业波动和产业波动对国家经济周期的不同反应。本文对以上两种方法分别予以研究与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