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使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分析

随着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设备的大量使用,机器人对就业的影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利用IFR公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工业机器人使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内部引入工业机器人会显著降低就业水平,且该影响主要通过提高就业破坏和降低就业创造这一途径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使用对大规模企业、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以及中西部企业的负向冲击更加明显。中间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使用会改变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和净资产收益率,进而对企业的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产生影响。最后综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对我国就业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对于就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本文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人工智能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我国就业既可以产生创造效应,又可以产生破坏效应,两者在未来会是一个并存的局面,到底影响程度会往哪个方向倾斜,比如,会受到厂商对利润的考量、政府政策和失业者自身主动性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对我国就业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相应措施以实现我国就业的优化升级。

技术创新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技术创新对就业来说有利有弊。文章阐述了技术创新对就业的破坏机制和创造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30多年的技术创新对我国就业总量的综合影响为负。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劳动力素质与高技术的不匹配以及劳动力流动性差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严重,且由于我国产品创新不足、工资刚性、劳动资本市场不完善等原因,使得技术创新的就业补偿机制发挥不充分。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行建议。

技术创新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1991～2007

本文基于我国1991～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破坏效应进行分解和分别测度。研究显示,技术创新的就业总效应与技术创新强度正相关,同期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并且这两种效应均随着时间推移呈现一定的波动性。

进口工业机器人对就业市场冲击效应的省际异同分析

基于浙江、广东、湖北和河南4个省份2010年~2016年的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4个省份进口工业机器人对其就业市场的冲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工业机器人对每个省份的就业市场均产生了显著冲击,导致了失业率上升,但由于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阶段的限制,这种影响的弹性系数绝对值较小;从省际横向比较看,经济发展梯度较高的省份,其就业市场受到该冲击的影响相对要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异质性企业就业变动:理论与实证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阻碍了全球经济复苏,是导致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就业变动细分为就业创造、就业破坏和就业净增长三个指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一方面削弱了企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就业破坏程度,两方面综合作用显著抑制了企业就业净增长。进一步引入企业异质性的检验发现,国有控股的企业性质通过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两个渠道对上述抑制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补贴和出口对上述抑制效应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但仅通过就业创造一个渠道发挥作用,就业破坏渠道不明显。

技术创新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1991～2007

本文基于我国1991～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破坏效应进行分解和分别测度。研究显示,技术创新的就业总效应与技术创新强度正相关,同期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并且这两种效应均随着时间推移呈现一定的波动性。

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

体育产业在吸纳就业人口、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06—2018年体育产业就业数据,利用就业弹性和向量误差修正(VECM)模型,对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体育服务业的就业弹性整体较高,显示出良好的就业潜力和增长空间,体育用品制造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减弱甚至出现负面影响。体育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产生"就业创造",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就业破坏":在长期内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每提升1%,体育产业就业人数增加0.788%;在短期内体育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会引起结构性失业,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每提升1%,体育产业就业人数减少0.247%。为进一步释放我国体育产业的就业潜力,提出: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创造效应;兼顾缓解短期就业破坏效应;构建"三位一体"的体育产业就业协同机制。

数字基础设施对就业变动的影响——来自制造业的证据

当前数字化浪潮方兴未艾,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高质量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并基于企业数据检验其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改善总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就业创造率,并降低就业破坏率,耦合作用下对净就业增长率产生积极效应,即表现出“创造”效应;分样本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三线及以下城市、内销型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最为明显;数字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市场进出提升就业创造率,并通过企业调整和市场进出降低就业破坏率。基于主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

汇率变动会影响到进出口产品(包括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改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和生产规模,进而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两种效应。使用1998—2007年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计量方法,并将实际有效汇率对就业的冲击分解为破坏效应和创造效应,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就业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对于出口企业,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效应同时存在,且影响系数大致相当,其总体就业情况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制造业的整体劳动力需求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加重就业压力。因此,当前人民币不宜大幅过快升值。

苏州地区“黑色失业”与“绿色就业”对比研究

节能减排、关停并转以及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导致部分产业及部门日趋衰亡,并排斥出大量劳动者进入失业队伍,形成黑色失业;另一方面,又促进新产品、新部门及新产业的产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形成绿色就业。分析苏州地区黑色失业和绿色就业总量、结构及替代效应,梳理黑色失业和绿色就业的运动路线及其运行原理,评价苏州地区节能减排对就业的影响,不无意义。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就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发现

汇率变动会影响到进出口产品（包括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改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和生产规模，进而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本文使用1998—2007年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计量方法，验证人民币实际汇率对我国就业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实际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对国内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加重就业压力。因此，当前人民币不宜大幅过快升值。本文发现的结论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并且首次将实际汇率对就业的冲击分解为破坏效应和创造效应。从就业的角度，为反思和探讨人民币国际化道路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研究

就业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中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长期以来,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备受争议。本文从技术创新基础条件、资金及人力投入、产出及绩效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进而研究技术创新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着重剖析技术创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加大企业风险,导致结构性失业,提高管理效率等就业破坏效应。基于此,我们提出破解企业技术创新就业破坏效应的有效途径。

养老保险费率改变与企业“创造-破坏”就业调整

减税降费是帮助企业减负纾困、稳岗促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本文采用2007~2011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考察了养老保险费率改变对企业“创造-破坏”就业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费率通过“降低就业创造”和“加剧就业破坏”两个途径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净增长,该效应在低生产率、高劳动密集度以及城市社保征缴力度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面对养老保险费率增加,企业会减少总产出、购入更多生产经营用机器设备并将服务活动外包,进而减少劳动力使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养老保险费率改变主要影响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就业调整,并存在非对称性,费率增加会加剧小微企业就业破坏,费率下降会促进大型、中型和小微企业就业创造。此外,养老保险费率改变同时影响企业就业集约边际调整和扩展边际调整,并与生产率密切相关,低生产率企业面对费率增加不仅集约边际上就业创造更少、就业破坏更多,而且扩展边际上退出市场概率更高、进入市场概率更低。最后,养老保险费率增加主要促进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就业调整,劳动力更多跨行业跨企业流动,劳动力净流出行业也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创造还是破坏?

近年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但其对就业不仅会产生创造效应,也会产生破坏效应。研究利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索在智能物质资本投入影响下不同地区和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分析人工智能通过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和作用方向。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影响方向不同,存在“两极化”趋势;产业结构升级将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人工智能对就业“两极化”发展的影响;人工智能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有差异性影响。研究建议,应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社会福利,以应对人工智能的破坏效应,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稳定。

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与就业波动

本文测算了各地区行业层面的产能过剩指数和就业增长率,分析了产能过剩与就业波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产能过剩对我国整体就业增长率的抑制作用显著;分地区来看,产能过剩对东部地区就业增长率的抑制作用是全国水平的2倍以上,而产能过剩对就业增长率的负向影响在中西部地区不明显;分企业所有制来看,产能过剩对就业增长的排斥作用只在民营企业中显著;分行业性质来看,由制造业产能过剩引起的就业排斥现象,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表现得不明显;剔除去产能因素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产能过剩的就业波动效应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化程度对制造业产能过剩引起的就业波动起正向调节作用,而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产能过剩引起的就业波动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为我国优化稳就业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创造还是破坏: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

高铁作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的标志事件,优化了交通运输网络,冲击了既有的经济发展格局。本文首先探讨了高铁开通对企业就业变动影响的理论机制,进而基于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就业创造率、就业破坏率以及净就业增长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同时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形成"创造性破坏"作用,并在两者的耦合作用下抑制净就业率的增长,且在东部地区、出口型企业中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以上结果通过多种稳健性方法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的讨论发现,高铁开通对于就业变动产生的"创造性破坏"作用更易发生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且对距技术中心城市"1小时经济圈"内企业的溢出效应最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利用高铁开通这一事件促进就业增长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出口模式转变与企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稳就业是“六稳”的首要工作,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出口模式转变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模式转变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生产规模扩张、提高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是出口模式转变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的重要渠道。进一步检验发现,出口模式转变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就业净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研究还表明,出口模式转变不仅促进了企业就业净增长,而且也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此外,出口模式转变明显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是因为出口模式转变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工资率效应,从而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上述结论表明,企业出口模式转变对中国保障就业稳步增长、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鼓励企业直接出口的同时,也要注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就业创造"与"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2)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异质性影响,它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但会促进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同时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3)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有利于强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就业集约边际变动与广延边际变动的影响;(4)就业再配置效率的改善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上述结论意味着,将外部贸易自由化改革与内部市场化改革双管齐下,对培育就业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就业与工资

本文在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关税政策不确定性(TPU)下降对中国企业就业与工资的影响。我们发现,TPU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就业净增长,并且这一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强;进一步的渠道检验表明,TPU下降除通过"提高就业创造"与"降低就业破坏"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外,出口扩张也是其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的重要渠道。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TPU与企业工资的关系,发现TPU下降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平均工资,还缩小了其工资差距。此外,TPU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规模的相对扩张会促进企业更多雇佣非技术劳动力,从而有助于缩小企业工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