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子商务赋能县域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动力机制研究——以河南省县域为例

县域就地城镇化是新时期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可行途径。文章利用2011-2020年河南省县域数据,运用多时点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县域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及其动力机制。研究表明:(1)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促进了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发展;(2)农村电商通过获得政府财政支持,完善乡村物流体系及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县域就地城镇化建设;(3)农村电商吸引了大量企业进入乡村,推动产业集聚,为当地带来大量就业机会,推动了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发展;(4)农村电商改变了农民生产方式和提高了生活水平,推动县域就地城镇化建设。因此,要统筹兼顾政府、企业、农民三元主体协作,共同加快推进县域就地城镇化建设。

人口流失地区就地城镇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省典型县域为例

探讨人口流失地区的就地城镇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对于推动形成“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就地城镇化模式”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文章以四川省72个县域单元为研究范围,以典型个例——岳池县的留守农民调查数据为支撑,运用多元逻辑回归分析,从个人、家庭、生产生活、养老和教育4个层次分析留守农民的不同居住地域迁移意愿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一、与其他地区不同,人口流失地区城镇化在空间-经济-人口3个层面分异明显,近40%的留守农民有城镇化倾向,迁移意愿和偏好强度依次为县城>大城市>地级市>小城镇;二、就地城镇化影响因素呈现“轻生产、重生活”特征,即不以收入、就业为首要导向,而是将家庭养老和子女教育视为就地城镇化的决定性因素。最后,基于此提出构建完善的城乡教育与养老服务体系,并积极探索内生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的政策建议。

县城就地城镇化中农民理性与家户策略的转变逻辑

理解当前县城就地城镇化的家户策略转变,有助于发掘蕴藏在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中农民家庭城镇化的韧性。研究表明,农民家庭“保底竞优”的进城策略正在转向为了“竞优”而需要“保底”的融入策略,这一转变受农民理性的驱动:基于勤劳、节俭和求稳的理性扩张,农民家庭以极具韧性的“保底竞优”的进城策略增强县域内的家户竞争力,然而这一策略隐含的“可拆分的一切”引发家户收不抵支和脱嵌城乡支持系统的融入风险;为摆脱融入县城的困境,家庭成员更加注重独立、学习、实用实惠,构建了有限代际责任的理性,发展出底线自养、注重职业化发展、最大化人力资源配置和以退为进的“保优竞底”策略。因此,需要对家户这一治理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家户之需为导向,打通县城就地城镇化政策供给的堵点。

村域微尺度就地城镇化潜力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淮安市5个区县为例

就地城镇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要路径,对促进我国乡村振兴与城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淮安市962个行政村为案例地,尝试采用农户城镇购房率界定就地城镇化潜力,运用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刻画就地城镇化潜力的空间格局,进而使用地理探测器与地理加权回归识别主导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淮安市就地城镇化潜力达28.0%,但两极分化现象明显。其中,洪泽区最高,达44.4%。(2)淮安市就地城镇化潜力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橄榄型圈层空间格局;空间自相关特征显著,热点区集中于涟水县和洪泽区,冷点区分布在主城区东北侧和西南侧。(3)淮安市就地城镇化潜力的主导因子依次为至市中心便捷度、常年在外农户占比、质量较好住房占比、至中等教育机构便捷度、发展类自然村占比等;其中,至市中心便捷度与至县城便捷度的交互力最强,大多数因子均与至市中心便捷度发生交互。(4)常年在外农户占比、质量较好住房占比、开发强度、至中等教育机构便捷度、至市中心便捷度、发展类自然村占比具有大小不一的空间异质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推进乡村就地城镇化工作。

安徽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县域就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分析2007—2020年安徽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时空演化特征,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安徽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整体不断提升,但区域差异日益扩大,高水平区域向东部省际边缘区和中心城市周围演化,皖江城市带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较快,且县域就地城镇化与产业经济发展具有强关联性;②安徽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空间自相关显著,热点区、冷点区空间分布较稳定,次热点区分布变化较大;③资金投入水平、人口就业结构、政府行政力量、基础设施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对本地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改善交通条件能同时促进本地与周围县域就地城镇化发展。未来可从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完善城乡相关配套政策、增强农民城镇定居能力等方面提升县域就地城镇化水平。

就地城镇化与教育代际流动性变迁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梳理了“村改居”政策与教育代际流动性变化的特征事实,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政策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村改居”政策冲击提高了子代教育向上流动性,改善了改制村居的教育代际流动性水平。鉴于不同学历程度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以及认知型社会资本积累对家庭财富的弹性差异,“村改居”政策的家庭财富冲击引致异质性教育深化效应,使得低学历家庭子代获得更大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性改善,这对于摆脱教育代际黏性引致的贫困传递具有重要意义。

就地城镇化背景下县域养老服务设施优化与配置研究

养老服务设施优化与科学配置是县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的基础。本研究以县域为单元,在就地城镇化背景下对养老服务设施优化配置与规划对策展开研究。根据县域养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情况和所面对的问题,分析了养老服务设施的需求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县-镇-村三级养老服务设施的配置标准,从供需匹配、共建共享、因地制宜、数字技术等方面提出了养老服务设施优化配置与规划策略。本研究旨在为县域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提供参考借鉴,促进就地城镇化,提升县域经济活力。

湖北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汉召开 聚焦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就地城镇化和“双集中”发展协商议政

6月27日至28日,湖北省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汉召开,聚焦“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就地城镇化和‘双集中’发展”协商议政。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开幕会。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到会听取发言并讲话。副省长蔚盛斌通报我省有关情况。

河南省县域就地城镇化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河南省102个县(市)2013—2022年就地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为河南省各县(市)政府推进就地城镇化建设提供建议。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河南省各县(市)的具体情况,基于政府可采取措施的角度构建就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计算出河南省102个县(市)2013—2022年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使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究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结果:①2013—2022年河南大部分县(市)的就地城镇化水平仍较低,但各县(市)的就地城镇化水平普遍有了提高。②在空间格局上,各县(市)的就地城镇化发展呈连片态势,空间聚集倾向和区域带动作用明显,豫中地区就地城镇化水平较高。③基于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实证检验表明,非农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和非农就业水平是影响河南省各县(市)就地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就地城镇化模式研究--以康乐镇榆木庄村为例

就地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形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和自然等因素制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阵地。本文以榆木庄村为例,从城镇化动力视角出发,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就地城镇化模式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榆木庄村采用渐进式推进的政社共治型就地城镇化模式,使农牧民生活质量日益提升,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农牧民基本实现了“城市生活化”,但未实现“生活城市化”。

大都市边缘区乡村就地城镇化路径及规划响应——西安的实践与探索

大都市边缘区乡村多处于“亦城亦乡”的半城镇化阶段,无差别政策供给导致的路径偏差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目标的指引下,提出再造乡村多维价值,重塑主体关系,实现多层级赋能提升的乡村就地城镇化路径。构建了精准划分村庄类型、引导乡村收缩发展,厘清可用资源、创新利用方式,空间设计、产业发展、社区营造三位一体,差异化政策供给、全过程建设管理的落实就地城镇化目标的乡村规划思路;并以西安高新区八村为例,通过村庄类型细分及就地城镇化驱动要素识别、村民全面发展的“为村产业”培育,“村—地—校—企”的合作型村庄建设、公共资源精准投放下的长效机制建立等内容,为大都市边缘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规划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苏南就地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通过梳理苏南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结合苏南地区城镇化建设的实地调查,发现存在小城镇与都市圈协调性不足、社区建设缺乏内在动力、教育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和就地城镇化激进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提出科学把握城镇定位,增强连接城市及服务乡村能力、重塑社区建设活力、完善医疗教育资源供给服务、以人为本稳健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优化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就地城镇化发展的问题研究

文章在分析就地城镇化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剖析了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就地城镇化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乡村产业基础不牢固、基础设施“欠账”较多、民生保障水平有待提升等,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强统筹协调规划建设、建立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模式、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等,以期为推动农村地区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就地城镇化中失地农民发展能力提升对策研究

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历程中,城镇化建设成果显著。但在城市快速扩张与大规模人口跨区域流动的背景下,城乡差距拉大、城市外来人口边缘化、“大城市病”与“空心村”等问题日益凸显。新型城镇化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农村就地城镇化成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探索的焦点。文章通过探究就地城镇化现有模式的启示、存在的问题,进而为就地城镇化中提升失地农民的发展能力,使其失地不无地、就地以用地留住乡愁、村民富有提供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视域下就地城镇化的战略意义与路径选择

就地城镇化是我国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上探索出来的一种新型城镇化模式,能够破解以往传统城镇化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成为城镇化问题的研究热点。当前,我国就地城镇化处于探索阶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制度不够完善、权责不够匹配、利益多元化、产业失衡等。因此,应从加快土地与户籍制度改革、优化权责配置、统筹多元利益、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入手探索实践路径,推进就地城镇化,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西部地区就地城镇化发展策略

就地城镇化旨在激发小城镇、农村地区自身活力,实现农业人口的就地改造,使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向城市化、现代化转变。就地城镇化对于防治“城市病”、促进城乡融合、统筹城乡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农村土地利用中存在着认识不到位、配套制度不匹配、产业支撑效力不足等问题,制约当地城市化进程。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出发,对就地城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提出符合新型城镇化理念的就地城镇化建设策略,对提升国家城镇化综合水平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双拉力”模型及其就地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三个地区的实证研究

针对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未通过大规模人口迁移而实现转型的就地城镇化现象,选择3个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在问卷调查数据的支撑下,构建了"乡村拉力—城市拉力"("双拉力")概念模型,探讨乡村劳动力迁移行为、迁移意愿及其城镇化效应。结果显示,居民迁移行为不太频繁,且多数为就地就近的近距离迁移;同时迁移意愿不够强烈,并且倾向于近距离的中小城镇。在"双拉力"模型分析框架内,乡村拉力主要表现为就业机会、收入水平(预期收入)、社会保障与乡土情节,城市拉力包括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等,乡村拉力作用强度远大于城市拉力。在这个来源于乡村的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当地居民出于个人比较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更倾向于选择就地转型,由此导致了与西方传统城市化模式迥异的就地城镇化现象。进一步论证了就地城镇化产生与发展的本地性与客观必然性,深化了对就地城镇化现象微观机制的认识。

农户“就地城镇化”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嘉兴市海盐县为例

本文试图探究农户"就地城镇化"选择的影响因素,提出增强农户"就地城镇化"意愿的措施和建议,为推进就地城镇化提供参考。基于就地城镇化等理论,总结了农户"就地城镇化"选择的制约因素,提出了研究假设,并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对海盐县244个农户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制约农户"就地城镇化"选择的因素包括:社会保障、生计转型、城镇谋生能力、生活货币化、生活环境变化、原有生活方式和习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补偿标准、一户一宅居住、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子女受教育有利于农户"就地城镇化",而户籍制度、预期经济收入、原住居民偏见与歧视、田园劳作情怀、民主政治生活权利等问题并不对农户"就地城镇化"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结果为探究就地城镇化模式,提高就地城镇化效率提供了借鉴。

中国西南山区旅游村镇就地城镇化路径

就地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它以小城镇为节点,因地制宜,形成适合当地发展的特色产业,缓解大城市的压力,促进小城镇的繁荣。中国西南山区地势崎岖,发展相对滞后,但是有些中小村镇旅游资源丰富,可以依托这些资源进行发展。研究选取了重庆市最具西南山区旅游村镇特色的永新镇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实地考察、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结合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获得了人口状况、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方面的资料并加以分析,总结了旅游业在促进城镇建设及扩大劳动力需求两方面的推动作用,并对促进西南山区旅游村镇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农业与服务业协同推动的“就地城镇化”模式:甘肃省敦煌市案例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构建人口就地城镇化模型,分析推进人口就地迁移的影响因素、就业模式和居住模式。理论模型与甘肃省敦煌市的实证结果都表明:人们在就地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及农业生产有利可图的前提下,通过居住成本、就业成本、家庭、农业与乡土情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选择就地迁移。就地迁移的就业模式有农业模式、农-工业模式、农-服务业模式3种,不同的就业模式形成合居式、分居式和季节性迁移3种居住模式。通过深度访谈及问卷调研发现,敦煌人口基于地方农-服务业的资源优势就地流动,呈就地城镇化模式。青年人和老年人在该模式影响下形成了以城乡分离为主的分居式居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