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澳印(尼)关系初探

冷战时期的澳印(尼)关系错综复杂,深受意识形态、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干扰,发展得并不顺利。本文将对这一时期的澳印(尼)关系进行简要的探讨。

印尼苏加诺政府时期的澳印(尼)关系初探

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是亚太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它们之间关系和睦与否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影响。苏加诺政府时期的澳印(尼)关系错综复杂,反复不定,虽然深受美苏冷战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反映了这时期澳大利亚与印尼国家利益的诉求。

基廷政府时期的澳印(尼)关系初探

基廷政府时期的澳大利亚与印尼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少争端和问题,但总体上两国关系发展良好,不断深化,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时代中国与尼泊尔关系:进度、动力与前景

新时代的中国尤其重视周边外交。在中国的积极推动和中尼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尼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均取得重要进展。中尼从“两国世代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的未来发展目标“比珠穆朗玛峰还高、比长城还长”。中尼关系在新时代取得重要进展的主要动力源于两国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要。新时代的中尼关系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两国贸易总量小、尼泊尔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有一定的防备心理,尼泊尔国内复杂且不够稳定的政局以及印度和美国等区域内外大国的干扰。其中,印度是阻碍中尼关系发展的最大外部力量。中尼已经积累了应对两国间挑战的丰富经验。只要中尼能够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应对两国关系中的主要挑战,即使印度极力阻挠,也难阻止尼印关系持续倒退而中尼关系稳中有升的基本趋势。

约翰逊政府的对印尼政策(1964-1965年)

美国对印尼政策历来缺乏一个稳定的基础。如何判断苏加诺政权的性质并据此制订美国的政策,始终是困扰美国决策者的一大难题。进入1960年代后,高度紧张的地区局势与苏加诺激进政策更是构成了对约翰逊政府政治与决策资源的挑战。美国对苏加诺政权性质和对外政策意图判断的演变,是促成约翰逊政府改变对印尼政策的重要环节。这一认知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苏加诺间接挑战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苏加诺蓄意采取了与美国为敌的政策;苏加诺与共产党国家结成了针对美国的政治联盟。美国的政策也相应由促成印尼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转向削弱苏加诺政权政治统治的基础。

“9·30事件”与约翰逊政府的印尼政策

1965年“9·30事件”前后,约翰逊政府通过培植与以陆军为首的印尼军人集团以及军人政权的特殊关系力图影响乃至操纵印尼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走向,从而深刻地介入印尼的内部事务。对印尼陆军的政策构成了美国印尼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驯服印尼激进民族主义——肯尼迪政府对印尼的政策(1961-1963年)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调整了对印尼政策,在促成西伊利安争端和平解决之后,在印尼发起了新的一轮外交攻势,试图抓住当前美印(尼)关系的转机,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印尼与西方联系的纽带,把印尼注意力由国际事务转向解决国内问题,以促进改造印尼民族主义,影响印尼政治构成和国内外政策的长远目标。这一时期,美国改造印尼民族主义的政策,英国维持在东南亚的势力与影响的目标,以及苏加诺在地区内部消除一切殖民主义残余的努力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难以调和的矛盾。印尼苏加诺政权对于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不会轻易就范。肯尼迪政府的对印尼政策不免于以失望告终。

1958年印尼内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

美国对1958年印尼内战的干涉是美国与第三世界关系史上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艾森豪威尔政府从美苏两极对抗的角度认知和处理美国与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将美国对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附属于美国对苏冷战战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策思维,美国对印尼内战采取了干涉政策。干涉行动的失败,迫使美国决策当局重新检视对印尼政策的基本构架,并着手制定一项更为可行、更能反映印尼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政策。

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教育培训援助:内容、目标与成效

作为美国对外军事教育培训援助的关键组成部分,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由国务院主导,国防安全合作局和国防部共同管理,向盟友和友好国家提供美式军事培训与教育课程。该项目创始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至今已具有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组织机构及运转模式,体现了美国在对外安全援助领域的创新。基于印度尼西亚的战略价值,美国对其开展的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主要围绕人权问题、民主化改革和反恐合作三大议题,以双方认同为基础密切军事联系,以核心人物和利益集团为重点深化美国影响,目光长远、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想熏陶并建构"美式认同",推动了美国对印尼政治外交战略的实现,充分体现了对外军事教育培训援助对于实现援助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意义。

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难民治理合作研究

由于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印尼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发展始终绕不开难民这一问题。19世纪以来,双方分别成为区域内主要的难民中转地和目的地,以印尼为跳板进入澳大利亚的难民数量与日俱增。围绕这一既存问题,两国将治理议题纳入安全范畴内、建立常规性合作机制与框架、实施具体的区域援助政策以及接纳多元合作伙伴的参与等方面进行治理合作。两国的合作形式在定位、方式、收益与理念方面具有不同的表现与特征,同时存在潜在挑战。印尼与澳大利亚在区域难民治理方面的合作,不仅对区域合作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全球难民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

尼泊尔—印度关系:传统与现实

尼印传统关系中,友好与合作是主流,但"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也时常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两国的地缘位置、传统联系、战略关切、民族主义、国内政治以及中国因素始终是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尼印《和平友好条约》、边界划分、边境管理、贸易不平衡、水资源的利用与管理以及经济援助等问题是目前两国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印度对尼政策更加积极与务实的背景下,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两国能否彼此照顾对方的安全关切。

从“一边倒”到多元化外交——1955-1962年尼泊尔外交政策的转变

1955-1962年是尼泊尔外交转型的关键时期。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马亨德拉国王1955年继位后开始奉行多元化的外交路线,同年与中国建交,这一切表明尼泊尔开始偏离向印度"一边倒"的政策,尼印特殊关系局面发生动摇。自1959年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升级,尼泊尔借机强调自己作为主权国家的身份以及在相关问题上与印度有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从1960年开始,通过高层互访和谈判,中尼两国就边界问题达成谅解,进而签订了边界条约及和平友好条约,中尼关系也日渐升温。与此同时,尼印关系则遇冷停滞。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前后成为尼印关系的转折点。为避免卷入战争,尼泊尔在中印争端中坚持中立与不结盟的立场,因此遭到了印度的指责和报复,但却塑造了独立的外交形象,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战败后的印度也意识到尼泊尔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从此转变态度,更加平等地对待尼泊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