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的批判与重构:在鲁迅和尼采之间

价值和价值论是鲁迅与尼采思想的重心。鲁迅与尼采围绕传统价值所坚持的原则与立场、选择的行动与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中西历史文化、传统道德、社会人性所进行的拷问与对话,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大变革来临之际新旧历史转折、现代价值重构、审美方向转轨的内在根源,从而为人们准确把握中西现代变革的深层脉动,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翻开人类文明的新篇章,踏上现代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施韦泽的尼采伦理研究解读与启示

深入探究施韦泽及其研究者对尼采思想的批判性解读,对于完善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文章从剖析施韦泽与尼采思想的学理关联出发,认为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吸取了尼采思想中肯定生命与追求自我完善等积极因素,克服了尼采的极端化和非道德主义等消极倾向,从而实现了“自由个性”与“社会团结”和谐统一。我们应积极借鉴施韦泽的综合创新方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与互鉴,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中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

陈铨对尼采女性观的接受与背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铨对尼采的女性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仅专文介绍和评价尼采在现实生活中同女性的关系、尼采关于女性的理论主张,以及尼采对当时欧洲勃兴的女权运动的看法,而且还借鉴和化用尼采的女性观,构设自己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与人物形象,以声援当时中国的抗日救亡浪潮,反思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的偏颇倾向。不过,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陈铨又对尼采的女性观表现出明显的疏离。

尼采生存思想对中国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启示

尼采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位具有开创性思想的哲学家,也是一个异己人物。尼采是生命哲学的首创者,他热衷于探讨人的生存价值,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他的哲学是人生的哲学。本文从尼采的生存思想出发,探究尼采生存哲学的本质,从尼采生存思想的积极性出发,解决当代中国大学生目前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注度不高、对个体生命价值意识不足等生命困顿的现象。

基于马克思和尼采批判性理论的数字资本主义虚无本质探析

虚无主义是马克思与尼采对现代性反思的重要话语。马克思和尼采从资本与商业、阶级与政治、物化与理性都暗示了走向虚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从数字世界的幻象丛生到数字权力掌控下的政治悖论,再到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化衰退,不难发现数字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实质正是虚无主义。虽然两人都预见了资本主义的潜在危机,但对于克服这种现代性虚无主义的新价值以及主体力量,尼采和马克思却指向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权力意志和超人、共产主义和工人。

理性主体的黄昏——笛卡尔的理性主体和尼采的挑战

由于首次不设任何前提而讨论自我,笛卡尔开启了西方哲学史上对自我的真正讨论。在笛卡尔哲学中,自我即“我思”,而我思的本质是理性主义的主体概念,即理性主体。也是从笛卡尔开始,“自我作为理性主体能够认识真理”的观点深入人心,对后世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成为理性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尝试说明,理性主体概念与笛卡尔的我思概念同一,并且在其身心二元立场下具有三个特征,分别是:(1)主体是精神实体,(2)主体意味着行为和选择的自主性,(3)主体意味着一种先天统一性;而尼采所提出的一套非理性主义哲学通过对身心二元的弥合,有力地挑战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体概念。

“永恒轮回”与历史认知——尼采时间美学的观念生成及其人文意义

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沉思》在批判“历史学”中呈现其时间美学的生成。如同歌德重视“自然”的历史观,布克哈特的文化史研究注重直观和艺术感受力,并因其保守立场而强调对历史的持续性考察。而尼采基于“现代教养”导致人格削弱等问题,重点批判了“历史学的过量”。他提出“非历史”和“超历史”的认知方式,主张通过遗忘和封闭自身视域乃至将目光转向永恒的存在,克服“科学统治生活”对现代人的身心困扰。因而不同于布克哈特的悲观主义,尼采进一步发现了叔本华的“真诚的英雄主义”,即能够把握自身的形而上学性,在每一刻的翻转与肯定中提升生活情感。这标示着尼采“永恒轮回”时间美学观念的生成,其人文意义在于推动现代主体形成理解自我、把握现时、改造世界的能动性契机。

以尼采“超越‘个体化原理’”解构曹禺悲剧——以《原野》为例

尼采对“个体化原理”的进一步超越,赋予“狄奥尼索斯”形态,个体遵循生命本真、徜徉意志。《原野》直观而富有冲击力地展现悲剧创作的内部灵魂,也渗透了超越“个体化原理”的思想。本文对人物分析、戏剧手法和情节分析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曹禺诠释了尼采“超越‘个体化原理’”的思想,对于悲剧的创作而言,是良性的拓展。

从颂神到弑神——论荷尔德林与尼采对海子诗歌的影响

海子诗学资源主要来自西方,荷尔德林和尼采对他影响至深。荷尔德林在世界的暗夜化身神的祭司,寻找隐匿的神祇。荷尔德林标签是神性,尼采则是反神性,“上帝死了”,直接宣告神的死亡。海子从荷尔德林身上汲取神性思维,寻找被遮蔽的存在真相;从尼采身上汲取超人意识、轮回观念与酒神精神,打造太阳圣殿,不同方向的寻觅最后都指向存在的深渊,形成合力把海子拉入其中。海子是这两个截然相反之人的结合体,荷尔德林、尼采疯了,海子也疯了,从这一点来看,人类的终极诉求充满凶险,虚无像黑洞一样无情吞噬那些勇于探索的心灵。

哈贝马斯对尼采现代性话语的批判与重建

面对现代性的分裂,尼采彻底摒弃了对传统理性进行自我批判的方式,意图构建非理性的视域以求破解理性困局。但哈贝马斯对尼采的话语不以为然,认为尼采在思维路径、批判态度上都有不足之处,最重要的是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意识哲学误区。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这一概念,以期重建理性,真正告别主体中心化的意识哲学。

尼采哲学中的基督教形象——以《悲剧的诞生》与《敌基督者》为例

尼采批判基督教的出发点是为了重估一切价值,意在回归生存本身。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建构起自己的艺术形而上学和悲剧世界观,同时隐微刻画了酒神狄俄尼索斯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基督)之间的对立,狄俄尼索斯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而基督教是对生命的戕害,他在精神崩溃前写就的《敌基督者》中也延续了对基督教的批判,尼采的批判坚持从热爱生命的视角出发,对传统基督道德加以解构以实现价值重估。

尼采哲学中的“艺术”指涉——基于海德格尔的解读

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思想的解读,既为后世研究尼采哲学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哲学的塑形有所影响。在《尼采》的第一部分,海德格尔将尼采关于艺术的五个命题援以例证,证实艺术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形态,而权力意志是尼采哲学思想的核心之一。

尼采的艺术形而上学思想研究综述

尼采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他的相关哲学思想被诸多学者苦苦探索,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目前对于尼采的研究也早已涉及诸多领域,如权力意志、超人哲学等等……那么梳理近年来学界对其的研究就有利于明晰尼采研究中的缺陷与不足,从而促使尼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哲思式的古典学研究何以可能?——“尼采与维拉莫维茨之争”的来龙去脉

19世纪下半叶,尼采与维拉莫维茨就德国古典学的现实生态展开了一场“学术争论”,具体呈现为两种学术取径,即强调“哲学—美学”体验的人文主义和研究“整体历史”的历史—实证主义的对立。在研究方法上,两者分别为侧重联系古代与现实的哲思式路径和侧重客观标准的科学式路径。尽管这场学术风波源于《悲剧的诞生》有违传统规范的“未来语文学”构想,尼采却未直接回应维拉莫维茨有失斯文的书评,因而难称真正的“争论”。然而鉴于当事者在相关领域影响深远,事件本身不仅牵涉学者的个人气质和治学理念,更关乎人文学科在德国乃至欧洲的整体发展趋势。因而分析此次“争论”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近代学术的发展历程,揭示其对现代人文研究的启示性意义。

尼采建构的教育家形象:生成及其当代价值

在尼采看来,现代人的精神颓废与教育的媚俗有直接关系,而教育的功利化则直接表现为教育家的缺失。尼采将化解现代教育危机的使命寄托于他所憧憬的教育家身上。尼采构建的“教育家”形象脱胎于狄俄尼索斯、瓦格纳、叔本华等人,成型于查拉图斯特拉,他认为,在这样的教育家身上不仅潜在地存在着改造教育的哲学期盼,更是一个时代的教育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尼采所期盼的“教育家”形象的当代启示意义主要在于承认教育目的中个人发展的本体价值,并在秉持人文主义教育价值观的背景下,建立一种在斗争中不断实现超越的新型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关系不仅能有效促进学生发展,更有助于激励教师不断自我实现。

日神还是酒神?——朱光潜与鲁迅对尼采艺术形上学的理解歧路

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以具有形上学意味、援引尼采日神精神的“静穆”说,新释钱起“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句,并将之视为诗意之极境;对此鲁迅作文加以批评,认为朱氏犯“摘句”之病,未能做到知人论世,且曲解希腊艺术精神;朱氏则站位艺术审美论,拒绝鲁迅的文化批评立场,并认为鲁迅正因此立场而未能在创作上有更大成就。这段公案,正牵出对尼采艺术形上学思想理解的本土差异:一度宣称自己为“尼采信徒”的朱光潜,恰恰以日神对酒神的吸收,颠覆了尼采艺术形上学最核心的论断;而以无畏精神锤击旧偶像、以生命激情讴歌自由的鲁迅,恰是尼采艺术形上学所召唤的东方的“屠龙之士”。

朱光潜诗论中的德国美学视野——以尼采、立普斯及莱辛为中心

晚清尤其是五四时代的一批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所面临的科学精神及方法匮乏的窘境。他们纷纷借力外来的思想文化资源输入新术语、新概念和新的批评方法,在中西文论比较、互鉴的宏大背景中重构中国文论的范式。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从海外留学归国后,开始把研究的重心从介绍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转向用这些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一些现象,尤其是在中国诗歌领域花费了较大的精力。朱光潜诗论中比较多地接受了德国美学思想的影响,他的有关诗歌起源、情趣和意象关系及静穆的观点与尼采美学思想密切关联;对诗歌“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辨析借鉴了立普斯的移情理论;莱辛的诗画异质的观点也影响到朱光潜对诗歌独立文体性质的分析。总之,德国尼采、立普斯、莱辛等域外的美学、文学思想不仅成为朱光潜阐释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有力工具,还在中西文化互鉴、互释的诗学空间中萌生出巨大的生命活力。

尼采的幽灵:《狂人日记》思想溯源

尼采对鲁迅的影响,显著而深刻。首先,鲁迅自云,这种影响20年代末以后有所消退,此说基本为研究者所认同;本文认为,尼采的影响贯彻鲁迅一生。其次,一般对尼采之于鲁迅的影响研究,主要是研究思想上的影响,而对鲁迅创作中所体现的尼采影响,研究很少。本文具体分析、论证《狂人日记》与尼采——尤其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思想和艺术的关系。先略论鲁迅与尼采之始终,作为全文的引论,这是为了更清楚地揭示《狂人日记》中来自尼采的思想影响在鲁迅整个创作和思想之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两种虚无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之间

“上帝之死”在尼采那里意味着崇高世界的坍塌、传统价值体系论证方式的无效,也意味着为具有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限制的人开辟出一个颇大的可能性空间,开始基于一切皆可能的思想实验。尼采思想的实验性质不如从事小说创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实验可分为三类:不伤害他人的小心翼翼的实验、为了自己认定的善或利益而伤害人的实验、宗教大法官建构巴别塔的宏大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基于被解放的、意味着无限创造性的超能之人所做的。实验承担者的漂泊无根、价值荒芜状态,特别是“上帝死后,一切皆被允许”的逻辑,预示着价值的荒芜已从崇高价值蔓延至基本价值,标志着虚无主义已从崇高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进一步深化到基本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与尼采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虚无主义更多地与超能之人联系起来。在尼采那作为弱者工具的“上帝”与吉莱斯皮所谓没有任何限制、意味着无底线创造性的恶魔化“上帝”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基于人性善良和民族文化传统理想的“上帝”显得尤其值得关注。“人神”通过犬儒主义进一步加重了现代虚无主义,使得被虚无的价值从崇高价值进一步深化或延伸到基本价值。

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超人诞生在上帝之死后由类是超强之人承担职责的历史空间内。在施蒂纳、尼采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超人(“人神”)做了质疑性思考。(他笔下的)地下室人成长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可视为思想成熟、要做大事的所谓“超人”之诞生。这种“超人”崇尚力量、超越法则,信奉“一切都是可允许的”。关心幸福、安宁、享受、财富,不关心真理、崇高意义(即尼采笔下的“末人”气象),恰是这种超人的精神追求。他们心中的上帝已死,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企图通过世俗功利的分配、靠凯撒的宝剑建构和维持秩序,并试图重建新巴比塔的这种“超人”,必定因此陷入虚无主义。他们是标准的现代犬儒主义者,往往会在“一切都是可允许的”信念中走向疯狂和死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共同的批判性洞见,而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超人”却被尼采视为“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