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两次“局外中立”异同之比较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曾先后两次在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一次是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另一次是在1914年的日德战争中。在这两次战争中,中国的表现大同小异,历史在不同的时间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因为中国虽然经历了从清末到民初的国内政治格局演变,但其衰弱的国际地位始终未变,列强竞相在中国争权夺利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始终未变。

被“局外中立”遮蔽的历史:清政府日俄战争 善后筹议

清政府的日俄战争善后,不仅涉及主权恢复与利益挽回,更与东北边圉安全以及“龙兴之地”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清廷上下极为重视,对战争善后的筹议与“局外中立”平行展开。从战事爆发到两国议和,内外臣工数次集中讨论日俄局势因应之策与战后东北经营方略,有针对性地提出调停争端、严守中立、加强边防、改制行省、推行新政、开埠通商以及联日抗俄等涉及内政外交的多项建议,基本确定了战争善后的总体框架,拉开了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的序幕并为之奠定基础。梳理这一过程,可见清政府应对两国战和局势、处理战争善后的心路历程,有利于把握战争善后事务的基本脉络及各项举措之间的内在联系,且对于清末新政研究不无裨益。

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与列强

本文对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奉行"局外中立"政策的原因、该政策的实施及后果作了探讨,分析了主要列强对清政府"中立"的态度。由于列强不愿意打破它们在中国的均势,希望日俄战争局部化,从而使得清政府的"中立"得以维持。

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

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奉行了“局外中立”的政策。本文对“局外中立”政策奉行的原因以及带来的后果作了一些简略的分析:主要由于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国家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这一政策得以实现;而这种自弃主权的行为又给清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局外中立”的历史考察

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沙俄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东北与朝鲜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主要在满洲及其临海进行,但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保持中立。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并请求列强予以保护。但是就中国而言,日俄战争决不是一场局外战争。它的引发、战场及其最终解决,都与中国休戚相关,为什么清政府会采用这一政策?本文拟从国内外两方面具体考察这一政策出台的原因。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局外中立”史实考订两则

日俄战争是日俄在中国东北发动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期间清政府实行了"局外中立"。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对当时清政府所颁布各种中立政策的具体名称及其内容、颁布或实施时间,以及当时中国境内还有哪些实施"局外中立"的地区等史实进行考订,以弥补"基础性"缺陷。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

20世纪初,俄日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展开了一场甲辰战争。对于他国在本国土地上进行的以争夺本国领土利益为目的的战争,清政府本应是抵制战争,保卫领土与子民的,然而,由于政治腐败,以及军事力量薄弱和列强胁迫等内外多种因素,清政府最终无奈而又不情愿地选择了'局外中立'。也因此,在俄日两国作出各种破坏清政府局外中立的行为时,清政府在实际行动中也没有一成不变地严守局外中立政策。

日俄战争文学书写中的清政府“局外中立”

日俄战争于1904年爆发,主战场在中国东北地区,清政府在日俄开战后旋即宣布"局外中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标志性的"国耻"事件之一。本文在历史学界披露的相关史实的基础上,在大量日俄战争文学的书写中还原了更丰富的"中立"史事,深刻分析在清政府的"局外中立"背后,从上层朝廷到下层百姓,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复杂情态,以原始文本出发,为日俄战争做出更为鲜活的注脚,为历史文献提供更为全面的阐释。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

在百年前因争夺东北而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不予深究,简单否定。然而,清政府局外中立的表象掩盖着形形色色的真相和矛盾。事实上,出于维护东北主权、联日拒俄的考虑,在战争中,清军和奉天当局暗中为日军提供了帮助或便利,全国舆论更是袒日拒俄不加掩饰。同时,日俄两国也并未尊重清政府的中立,破坏中立的举动屡见不鲜。可见,对于中日俄这三国来说,所谓对中立的“恪守”和“尊重”主要是一种煞有介事的姿态,以避免战争的扩大化,这也折射出当时英美等列强的意图和复杂的国际关系。

甲午战争时期上海“中立”问题研究

甲午战氛逼近之际,为防止日军入侵,上海道台随时准备封锁吴淞口。英国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欲效仿中法战争先例,推动上海成为中立地带,遂与日本订立协议,使其承诺不向“上海及其通路”发动战争。由于该协议存在概念含混的问题,日本围绕中方在沪应否严守中立、可否进行军事活动,以及中立区域的范围界定等问题屡次挑畔,甚至以战争相威胁,中英两方与之展开繁复的外交博奔。随着“上海及其通路”意涵的拓展及上海战时性质的再诠释,江南半壁终免于战火。在此期间,清政府从未承认上海“局外中立”,却认可日英协议的有效性,据此迫使英国敦促日本遵守承诺,是为其利用国际法知识实行“中介外交”的重要案例。此事亦可见近代上海每逢中外战事便被推向局外的“传统”。

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

上海作为远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曾经历了一系列的外交考验。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表明,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在上海虽然受到挑战,但最终还是得到了贯彻,从而维护了上海的和平与安定。清政府和上海地方当局在上海外交中的因应之道,在当时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日俄战争与中国——写在甲辰日俄战争百年之际

1904 年发生的日俄战争是日俄“两个强盗分赃”的战争,腐朽的清政府屈服于列强,宣布“局外中立”,任凭日俄两军蹂躏中国的大好河山。不甘忍受日俄两军欺凌的中国各阶层人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自发的和有组织的斗争。对日俄战争中的国际关系及对中国的危害影响作了探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政府划定行军区域的合法性分析

为应对日本攻占青岛之军事行动,北京政府经多方筹议,仿日俄战争先例,向外宣告了行军区域。然而,日军无视中国的中立布告及其自身对行军区域界线的承诺,置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于不顾,强占胶济铁路、侵扰地方、杀害人民。胶济铁路不是德国国有,而是归中德两国合办的铁路公司所有,不能被视为敌产。日军在行军区域内种种非法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

日俄战争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罪恶战争。中国作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在战争爆发后竟然成了“局外中立国”,并划出交战区域供双方厮杀,无数中国民众惨遭战火洗劫,有的还充当了侵略者的工具。而战争结束后,中国又如同战败国一般,领土主权被横加掠夺。所有这一切,除了清朝政府的腐朽这一内在原因外,更与日本在战争前后所进行的一系列谋略活动密切相关。 一、宣扬“兴亚主义”、“保全中国”。

论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

论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朱皓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１月１１、１７、１９日，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三次发表对外宣言，急迫地吁求帝国主义列强予以外交承认。然而，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九十天里并投有...

民国时期海河工程局运行实态:在地方、国家、列强之间游走

海河工程局为中外合作疏浚海河航道而设,存在于1897年到1949年之间。相关研究基本理清了海河工程局的主营业务、运行制度,大体勾勒出了海河工程局与地方、国家、国际社会的广泛联系。文章在此基础上,利用多种中外文档案和报纸考察租借破冰船、潮白河决口、墙子河水闸三个事件,分析民国时期海河工程局与国际社会、中国国家、地方社会的关系,以期对海河工程局的运行实态有更加立体全面的认识,认为海河工程局在实践中表现出灵活多变的身份和角色,不断调整应对各方的策略,在国际政治、水利事业、地方社会中发挥独特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海河工程局帝国主义的底色挥之不去。1916年,海河工程局出租的破冰船在海参崴除冰引发德奥两国指控中国违反局外中立,这一事件集中体现了各方对海河工程局的暧昧的机构性质的利用,最终事件在海河工程局代表团议事的框架内解决,体现了海河工程局平衡中外利益、解决中外争端的作用。民国元年(1912年)潮白河决口将海河工程局卷入全国水利规划与天津港口经济发展的矛盾漩涡。海河工程局在中国的其他水利机构的交锋中代表天津地方的商业利益。它依仗外交途径,一方面强势干预民国政府的水利统筹规划,一方面又促成了顺直水利委员会的建立,为上下游水利机构合作创造了平台。墙子河水闸引发的天津内部租界和华界的利益冲突,跨越晚清民国,展现了海河工程局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及其对自身定位的转变。海河工程局最初与租界站在一起,积极谋求海河以外的管理权限,尔后逐渐退出水闸管理,力图塑造一个更加中立、专业的形象。然而在各国领事、租界当局,乃至中国老百姓的眼中,海河工程局仍然是洋人利益的当然代表。总的来说,海河工程局的身份有不同的面向,面对各方势力,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定位,以便在纷繁的时局中尽可能地实现机构自身的目的。海河工程局虽然在制度层面是一个独立的公益法人,但它的存在与运行都依附于近代条约体系,无法真正独立。

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民间战争索赔运动

公元1904年2月8日夜,日本突然袭击驻旅顺港的俄国舰队,爆发了意在争夺中国东北、朝鲜及亚洲霸权的日俄战争.腐朽的清王朝可耻地宣布“局外中立”,坐视日俄在自己的国土上列阵厮杀.战火迅速在东北大地上蔓延,摧毁了原本脆弱的东北社会经济,出现了“赤地千里”,难民“纷纷如蚁”“露地栖宿”、“号泣流离之声遍闻四野”的惨状.战争结束后,饱受兵燹之苦的东北民众义愤填膺,依据国际公法及国际惯例。

日俄战争对近代中韩关系的影响

在日俄战争期间,中国清政府与大韩帝国都曾宣布“局外中立”,却一同沦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直接遭受日俄军队侵略的一对“中立国家”。不仅如此,两国的双边关系也受到直接的影响,如两国边界问题及渔业利益纷争就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层面的及时协商与处理,从而成为此后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悬案。在1905年9月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中,中韩两国的领土主权更是成为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之间分赃的牺牲品,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与中韩两国公使级外交关系的终结便是其直接的后果,从而导致了中韩两国及其双边关系在近代东亚乃至世界国际关系中的进一步边缘化。

论日俄战争时期的袁世凯

日俄战争期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从"局外中立"的政策倡议到中立旗帜下采取的暗中亲日行动,再到中日北京会谈的辩驳力争,一直是日俄战争过程中火跃的核心人物,但我们并不能因日俄战争对中国带来的灾难与屈辱而将其责任归咎于袁世凯,因为其政策或行为本身并无可指摘。清政府的失败在于中国的积弱以及东北边疆政策的失误。

日俄战争中日军给旅大地区造成的灾难考察

1904年2月,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向租借旅大的俄国舰队发动突袭,挑起日俄战争,至1905年初驻旅俄军投降,日军在日俄战争期间给旅大地区造成的灾难——封锁沿海,渔民失业;建立机构,实行统治;糟蹋良田,筑炮台、修铁路;抓民车,运物资、伤兵;肆意抢掠、杀戮;炮轰城区,毁坏设施……充分暴露了日本、日军在旅大地区的罪恶,也揭示出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同时展示了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进行之多种形式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