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绅的生涯与人生意态——以清末四川团练局绅为重点

清末四川公局的"局绅"呈现职业化的态势,在乡里首人、公局绅粮、委员等多个办公职位上"迁转"。因为公局职掌混融,连类而及,进而形成了代表、掌控乡里并可以与县衙沟通,进入县中各局、干预一县政事的相对稳定的绅首群体。与此同时,局绅表现出不仅地方化而且乡里化的一面,发展出一种居乡不离乡、为公不为私的人生选择和价值准则。以"居乡为公"为核心,群体道德标榜形塑了他们的人生意态,限定了他们事业的终点。复原这种生涯实况和人生意态,对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绅权""地方精英支配""自治"等概念以及捐纳制度、候补官等都有所助益。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一种新的、异于常征的赋税征收机制。在歙县,抵征推行的动机是取代常征,由绅局和亩董在乡组织征收,消除常征中由书差勒索的积弊。具体到歙县北岸,在光绪五年(1879)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乡柜)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通过分析抵征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的过程,尤其是抵征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可以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