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就业距离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

城市扩张过程使交通需求量增加,导致来自交通部门的碳排放量增加。紧凑型城市发展有助于减少交通需求从而降低交通部门的碳排放量。基于一个问卷调查利用情景分析的方法定量探讨居住-就业距离变化对通勤碳排放量的影响,为科学规划城市格局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在居住-就业距离不超过15 km(适宜公共交通出行距离)的情景中居住-就业距离缩短21.3%,交通碳排放量减小28.2%,费用节省21.2%;在居住-就业距离不超过5 km(适宜非机动车出行距离)的情景中居住-就业距离缩短56.3%,碳排放量减小53.1%,费用节省34.6%。两种情景下不同出行方式中,公交系统对行驶里程缩短的影响最大,私家车对碳排放量减小和花费降低的影响最大。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应该力求实现功能多元化的扩张格局,城市交通体系建设应为低碳出行提供最大便利。

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

以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中国超大城市的代表,探讨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要高于常住户籍人口,且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错位形态存在差异。分行业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公共服务业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而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由计量分析发现,住房价格水平、就业集聚规模、高端产业比重和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差异均产生相似的影响;而租赁户数比重和低端产业比重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则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分行业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及路网交通需求分异——以广州市为例

基于经济普查和人口普查数据,利用洛伦兹曲线和恩格尔系数分析广州市不同行业居民的就业-居住均衡性,继而采用引力模型测度不同行业就业-居住的相互作用关系,解释其居住-就业相互吸引的空间格局,并分析基于该相互吸引强度的城市交通需求在路网上的分配情况。分析表明,五大类行业居民的就业-居住均衡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工业行业均衡性最强,建筑行业均衡性最弱;不同行业的路网交通需求差异较明显,工业行业人口的路网交通需求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外围;消费性服务业人口的路网交通需求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和核心区;其他行业人口的路网交通需求分布在中心城区。就业-居住均衡水平与路网交通需求格局的形成与不同产业用地空间布局和不同行业人口住房选择偏好有关,也受到历史上体制因素的惯性影响。

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北京为例

流动人口在城市更新改造中面临居住与就业的不稳定,不利于其幸福感的提升。基于北京大样本问卷调研数据,分析城市更新背景下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特征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低于本地人口,不同属性特征的流动人口,其居住-就业变动对应的幸福感水平有所差异;过去5年维持居住与就业稳定的流动人口其幸福感更高,发生居住或就业变动的流动人口幸福感偏低;主动型居住迁移相比于被动型居住迁移对应更高的幸福感;控制人口属性后,就业单项变动及居住-就业双变动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就业变动带来的消极作用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居住变动对幸福感产生正面影响,且居住变动带来的积极作用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更大。

广州市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与空间匹配性

从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角度出发,以广州市典型保障性住房社区(棠下小区、同德小区)为案例,研究保障性住房居民的居住-就业选择特征及其空间匹配性的群体差异和影响机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研究小区发生明显的居住人群过滤现象,出现大量转售和转租情况,形成保障性住房、商品房、转租房、原单位房的住户结构。保障性住房住户和商品房住户的居住与就业地的空间关系变化较大,其空间不匹配问题突出,但二者在形成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主要因保障性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使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属于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后者主要是购买转售的保障性住房的住户,为获取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性福利而通过市场方式选择远离其就业场所空间而引发的,属于主动选择型空间不匹配现象。私人转租房住户和原单位房住户的居住-就业空间匹配性良好。保障性住房的转租和转售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策性福利的再分配,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同时,居住-就业空间不匹配对相关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保障性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尽量解决各类群体的居住与就业问题。

北京市居住-就业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住房市场化的进程中,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居住—就业的空间分离引发了一系列交通和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不同区域的4个社区进行问卷发放和实地调查研究,考察了北京市居民的通勤特征和居住地、就业地的空间分布特征,测算了样本的居住—就业平衡度,进而比较了居住—就业平衡和不平衡的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差异。研究表明:北京市居民居住—就业不平衡现象十分普遍,居住—就业不平衡现象在大型就业中心和大规模居住区表现得愈突出。对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与居住—就业空间平衡关系的研究发现,居住—就业平衡群体的最突出特征是年龄在50岁以上、职业为公务员、住房为单位集体宿舍或借住朋友/亲戚家。而相反,已婚居民、自有住房群体或从事农林渔牧水利生产等这部分人群往往最容易产生居住—就业不平衡。

基于就业-居住-公共服务多重视角的苏南乡村多维城镇化现象研究

基于对苏南典型乡村地区居民在就业、居住、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城镇化的社会调查,结合统计数据的分析,认为苏南在就业、居住、公共服务多维城镇化的进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异步现象催生了大量乡村"居民"。高水平的就业城镇化和低水平的居住城镇化是苏南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外来人口在乡村的集聚是制约居住城镇化发展的原因之一;在公共服务层面,乡村居民具有较强的主动城镇化意愿,极大地推动了苏南公共服务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就业-居住空间关系及通勤效率——过剩通勤的评估潜力

过剩通勤已是一个专门用于研究城市就业-居住空间对应关系及评估通勤效率的研究范式。回顾该范式30多年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指出相关概念及其指标在评价城市通勤效率时存在的优缺点。将Bertaud的城市通勤模式及其空间结构置于Brotchie三角形模型中,讨论就业-居住空间分散形态嬗变带来的通勤模式的多种演变方向,厘清过剩通勤框架在评估城市职住平衡程度与通勤效率时所具有的潜力。过剩通勤框架为研究城市空间形态嬗变和评估空间结构优化程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工具。

居住—就业平衡与城市通勤——以上海普陀区为例

居住—就业平衡一直是城市规划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国内外规划学界对于能否解决居住—就业平衡问题以及是否有必要解决有着争论。通过对上海市普陀区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得出上海市普陀区居民的通勤物理距离、时间距离和费用距离都在加大以及居住—就业匹配失衡情况较严重等结论。这种失衡加剧的可能原因是级差地租、市场经济下的政策和高房价,同时在市场机制下人们的选择较为复杂,通过规划实现居住和就业的就地平衡较为困难。因此,现阶段的重点仍应放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的吸引力上,同时减少高峰时段私家车和非必要公务用车的使用,中远期应探索更好的解决方案。

北京都市区就业—居住空间结构及特征研究

近二十年来,在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国许多大城市的就业—居住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研究以北京都市区为例,建立北京都市区就业—居住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北京就业—居住空间关系进行多尺度分析,在界定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的基础上,评价北京都市区的就业与居住平衡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就业—居住分离是当今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

南京城市外围通勤交通与就业——居住关联研究

随着城市外围近郊的通勤交通问题日益突出,研究通勤交通与就业-居住关系,以及探讨优化就业居住平衡的方法对于缓解城市交通问题十分必要。本文基于2012年南京市居民出行数据,通过构造平衡职住指数,对南京外围各片区职住平衡程度进行测度,并通过职住分离程度对不同片区进行分类划分,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通勤效率的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通勤交通与就业-居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通勤交通与就业-居住关系有密切关联,平衡度指数与通勤时间呈正相关,而自足型指数和就业独立指数与通勤时间呈负相关,同时出行距离等因素也对居民通勤效率有显著影响。因此,合理布局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区,有效调整不同片区居住单元数量和就业岗位数,可以有效提高居民通勤效率。

促进就业与居住空间配置均衡,提高上海城市交通出行效率

近年来随着上海市的城市扩张,就业地与居住地的失衡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城市交通拥堵。传统的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采取的种种举措只能短期缓解交通拥堵的现状,收效不大。因此,必须摒弃"就交通论交通"的单一思维,另辟蹊径—通过促进就业与居住均衡来改善城市交通。本文分别在空间结构层面、用地层面、规划层面提出促进均衡的措施,从交通产生的源头出发减轻拥堵。

超大城市就业–居住格局与通勤绩效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调整城市就业-居住用地规划布局理论上能推动通勤绩效改善,但这种理想规划能多大程度转换为现实效益,往往复杂而未知。结合已有文献和理论,分析职住平衡绩效的有限性和影响实际通勤绩效的多种因素。以上海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运用房价、经济普查等社会人口经济数据,测算地理联系率、基尼系数等指标。探究造成上海市过剩通勤的潜在因素,包括居民-企业理性的行为选择、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市场作用的复杂性以及就业-居住格局在质量上的适配关系等。最后,提出理性的公共交通导向式发展、针对性给予交通补贴、促进就业信息对称等优化出行的建议。

基于多智能体的就业与居住空间演化多情景模拟--快速工业化区域研究

就业与居住空间关系是城市规划与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主要基于传统宏观模型对就业—居住空间结构进行现状分析或对城市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在微观尺度的机制探讨与过程模拟方面较为缺乏。本文基于多智能体自下而上的建模思想,提出基于就业市场的人口居住区位选择模型(Labor Market Based Model of Residential Location-LMBMRL)。以典型的快速工业化地区—东莞市主城区为实验区,通过多情景模拟对就业与居住空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机制探讨与过程分析。模拟结果充分反映了就业选择对人口居住区位决策的影响,定量评估了住房与交通对职住空间均衡性与职住分离的影响规律。当住房成本提高时,城市职住均衡性降低;当交通可达性提高时,城市空间结构可能出现较为显著的职住分离现象。最后通过多情景模拟揭示不同行业劳动人口群体的就业—居住空间特征与组织模式。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刻理解城市就业—居住空间互动关系及其内部因果,能够为城市规划与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北京市居民通勤特征研究——基于千余份问卷调查的分析

在千余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北京市4个不同居住—就业空间结构样本区进行了不同交通方式、不同样本区居民的通勤距离、时间、效率等特征比较。结果表明:公共交通是北京市居民通勤的主要方式;随着通勤距离的增加,居民最常选择的交通方式从非机动车向公交再向地铁转变;北京市居民通勤时间相比于其他国际大都市偏长;私家车通勤效率最高;换乘对交通效率有较大负影响,在大型居住—就业中心通勤流中这一问题尤为严重;职住平衡的区域较之于居住或就业中心有着相对短的通勤距离和时间,以及相对高的非机动车出行比例。

沈阳市居住就业结构的地理空间和流空间分析

以沈阳市为案例,使用"六普"居住人口数据和"二经普"就业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居住和就业一体的综合空间分析。在城市尺度上的地理空间与"流变量"视角下"流空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城市地理空间表达上,居住功能的作用明显重于就业,但就业功能对城市地理空间也有所表达,居业一体的空间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在社会构成要素的分布上,传统地理空间仍有基本的规定性,居业空间结构中居住空间差异的分层明显,而就业的集中度则高很多;文化精英在居住和就业方面与大众已经有所分化,由大学的建设和布局所致,"单位"仍然是扩张中的大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之一;居住的空间扩展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就业的扩张范围则小得多,精英层的就业空间主要集中于市中心和"金廊"一带,导致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城市空间结构中形成了"居住扇"、"就业廊"、"流动圈"等几大空间构造;大学和大学城、行政机关、金融等生产者服务业是"流空间"的主要因子;在"流变量"空间格局中,就业功能分布变化的"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趋势还不明显。

多中心城市结构下的通勤交通效应——以上海市为例

多中心城市结构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对交通拥堵的疏解这个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在国内还鲜有研究。本文在传统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对上海市的实证研究,支持了多中心城市结构有助于改善城市通勤交通状况这一论点,并进一步分析了多中心结构疏解交通的影响因素,为国内外的该项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同时,也为国内特大城市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提供了城市空间结构层面上的解决思路。

湖滨城市居民居住地—就业地间的通勤特征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以典型湖滨城市——昆明市为例,应用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湖滨城市居民居住地—就业地之间的通勤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湖滨城市居民居住地—就业地之间的通勤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通勤时长衰减特征、通勤距离递减特征、通勤方式的自行式特征和通勤成本的∽型特征。

职住均衡对重庆市交通出行的影响

以重庆市主城九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基于2007～ 2011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定量分析了主城区职住分布的空间差异与变化情况,并探讨了职住分布对人均出行次数、交通方式分担率、出行时间等交通出行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主城区职住分布的空间差异及变化明显,总体呈现职住进一步分离;②主城区内职住越平衡人均出行次数越少;③职住进一步分离是小汽车出行增长的原因之一;④职住进一步分离是居民出行时间增多的原因之一.

转型期广州市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职住关系是城市研究领域重要的议题之一。体制改革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特殊,检验不同阶层居民在职住地选择偏好的差异,有助于理解居民职住格局形成的内部机制。利用广州市入户问卷调查、建成环境和人口普查等数据,采用两步聚类和多项logistic回归,对广州市居民进行阶层划分,对比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职住决策时,体制外工薪阶层追求低生活成本,受职住地建成环境影响显著;体制内阶层习惯于传统单位制下社会关系密切的社区,受邻里环境影响显著,还受个人属性影响;无固定工作者决策自由和平衡程度高,受少量建成环境因素影响。研究有助于了解居民职住格局形成的制度性机制,为优化居民职住格局提供思路。